作为20世纪中国的重要标志性人物，毛泽东、周恩来以如椽之笔改写了中国与世界的历史。对于他们之间的“天作之合”产生的巨大政治震撼力，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说过这么一段话：“中国如果没有毛泽东可能不会烧起革命之火；如果没有周恩来，可能就会烧成灰烬。”同时他还认为，不是由于有毛泽东一个人，而是有他和周恩来两人合作，才使他们赢得了中国。尼克松的评价不仅道出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关系的本质，而且还道出了他们有着立党为公，真诚合作，配合默契，肝胆相照，凸现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高尚品质和人格魅力以及他们始终维系着中国共产党领导集团内一种奇特而微妙的合作关系之事实。
早在井冈山时期，尽管周恩来在大上海“主政”，而毛泽东却“落草”井冈山，斗争方法不同但是目标同，阵地不同而阵线同。况且作为同是以改造中国、为中华之崛起而自强不息、矢志奋斗的一代俊杰，毛泽东与周恩来彼此惺惺相惜。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当全党还称呼井冈山朱毛红军为“怪物”，以及中央高层领导支持毛泽东的观点和看法的又屈指可数的情况下，周恩来不仅看到了毛泽东领导武装斗争的必要性，而且还第一个在中央常委中给朱德、毛泽东“正名”，指出他们的活动“深入群众、大有可为”。也就在周恩来的一以贯之地关注、敬重和大力宣传、鼎力支持下，毛泽东实现了自己的政治抱负，而他所领导的井冈山红军也适时成长为令世人不可藐视的“中国力量”，并使之缔造了诸多史无前例的辉煌业绩。
周恩来指示：“四军的调动，只能向中央提出意见。”
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后，正在上海参与中共中央领导工作的周恩来对毛泽东部的动向和井冈山的斗争给予了密切关注。然而，由于关山隔阻，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对井冈山斗争情况的了解知之甚少，除了从国民党报纸报道偶然获知一些信息外，最初主要是从中共江西省委给党中央的报告中逐步了解，并通过江西省委与井冈山沟通联系。直到1928年6月，党中央通过江西省委获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情况和转来毛泽东的信后，于当月4日，周恩来受党中央委托（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1928年４月去苏联尚未返回）向红四军前敌委员会发出的第一封指示信即《中央给前敌委员会的信》，才直接沟通了党中央与井冈山朱毛红军的联系。信中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以前中央虽曾派人来找你们，但因交通的关系而终无一次能与你们接头，以致中央和你们彼此间的意见互不能达到。这次由江西省转来你们的信，知道你们的近况。”党中央对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红四军表示极为关切的同时，还系统地分析了整个中国革命的形势，总结了全国各地武装暴动的经验教训，对红四军的策略任务和前敌委员会的组织等问题，也作了全面的指示，并决定组织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此番联系，让同样急于知晓党中央方针政策和其它苏区的革命形势的毛泽东分外高兴。
但因为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同时接受江西省委和湖南省委双重领导，导致与毛泽东和朱德等关于“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的策略有时不相一致，甚至有时会造成难以适从的境地。如，1928年6、7月间，中共湖南省委不顾湘敌统治势力强大的情况，却指令：“省委决定四军攻永新敌军后，立即向湘南发展”，要“毫不犹豫的立即执行”，“杀出一条血路，然后用全力向茶陵、攸县、酃县、安仁发展……”；而江西省提出了异议，同时对井冈山斗争给出的策略指导是：“一、军事局面应尽量的扩大，南取赣州以为根据，北取吉安为屏障，并急向莲花、萍乡一带发展，猛烈杀戮土豪劣绅，肃清遂、万、泰、永一带反动势力，并与湖南、粤东北建立联络关系，造成进可以战，退可守的割据局面……”在湖南省委“数星期内，曾三变其主张”的强硬指示下，毛泽东及边界特委、红四军前委很不理解、很为难，为此，毛泽东不得不“上书陈言”。但湖南省委的主张已经在红四军所部官兵中造成了影响，以致后来出现红四军主力兵败湘南的“八月失败”。且在“八月失败”后，红四军有的将士宁愿留在赣南游击，而不愿回井冈山根据地的举止出现。为了使党中央更好地掌握和便于指挥红四军以及给予毛泽东等更多的自主权，周恩来对湖南省委和江西省委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指示：“四军的调动，只能向中央提出意见”，两省委不能随便决定。此后，湖南省委和江西省委对红四军的指导和联系逐渐减少。于是，毛泽东才有更多时间和精力实施井冈山建政方略和腾出手脚重开边界的武装割据局面。
周恩来庄严宣布中央的决定：“朱、毛两人仍留前委工作，毛泽东应仍任前委书记。”
“自古英雄多磨难”，就连具有治国安邦之雄才的毛泽东也不例外。所幸的是，毛泽东志气所向，却愈挫愈勇、愈挫愈坚。纵观毛泽东波澜壮阔的一生，其政治生涯常出现起起落落，跌宕起伏，充满了悬念和危机。如，1929年6月召开的红四军“七大”，就令毛泽东的政治抱负遭受严重挫折——落选了前委书记。
与之前毛泽东经历的许多人生曲折并始终保持乐观积极的态度不同的是，这次毛泽东被“逐出”红四军领导层是在无外因干扰、纯属红四军内部意见分歧的情况下发生的。然而，对于这支自己亲手缔造、长期领导、尔后又呕心沥血细心呵护成长起来的红四军，突然有一天被“出局”了，必定会成为他刻骨铭心的一段人生记忆。
◆油画《井冈山会师》。
之所以出现把毛泽东排斥出领导之外这种不正常的情况，最初只是由于红四军内部对如何带兵打仗、如何发展壮大红军等一些争论而引发出后来所谓的“原则问题”。按理说，领导人之间因为治政治军有一些争论和分歧原本是正常的，但有的同志认为毛泽东虽然悟性极高，在如何治军、如何带兵打仗、如何使红军发展壮大等等方面有自己的主张，并且常常是一些有别于中央指示的主张。然而，毛泽东往往以要从本地情况出发，要创造性地执行中央指示为由，为自己辩护，这使认为应该坚决执行中央指示的同志心里总是不那么踏实。在这些现象的背后却存在着毛泽东揽事太多、太有主见，常常听不进他人意见的情况，也让同志们感到郁闷。总之，在多种情境中，毛泽东一度成了少数派。中央特派员刘安恭甚至说他是“自创体系”，是“反中央派”。
◆陈毅
因当时交通阻隔，通讯困难，毛泽东落选红四军前委书记等有关情况，开始中共中央并不知道。直到8月间中央才收到新当选的前委书记陈毅的报告。原来7月上旬，陈毅奉命去上海前，将红四军党的“七大”上关于党的领导、政治思想工作、红军任务等问题的争论，以及毛泽东（给林彪）的信、刘安恭的信、前委改选、毛泽东离开红四军等等情况，写成报告送来中央，并报告自己也即将来中央汇报工作。中共中央照例是周恩来先看到这些材料。在他的建议下，8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立即举行会议，讨论红四军前委内部发生分歧一事。会上，周恩来针对刘安恭将毛泽东、朱德分成两派，故意造成派别的错误行为进行了严肃批评，并提议将刘安恭调回中央，同时建议去信勉励他们（指毛泽东和朱德），会议同意了周恩来意见。随后，周恩来根据会议决定，主持起草了两封指示信，其中一封是著名的《中共中央致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史称“九月来信”。
◆1929年至1930年，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中共红四军前委、顺直省委和长江局的三封指示信。
这封信是陈毅受周恩来、李立三的重托，为中央起草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后经周恩来的审定和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周恩来在审定原稿时，特别强调红军的来源只有收纳广大破产农民，而他们中自然有“极浓厚的非无产阶级意识表现”，“这些观念不肃清，于红军前途有极大危险。首先应坚决以斗争的态度来肃清”。继而强调必须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为极端民主的掩护”。
周恩来的寥寥数语，画龙点睛地指出了“九月来信”的核心，也正是毛泽东在红四军中所坚持的最基本的做法。在这一点上，周恩来坚决支持毛泽东坚定的正确的方向。
陈毅起草“九月来信”被中央通过之后，就即将回到中央苏区。行前，周恩来来到他下榻的地方，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他庄严宣布中央的决定：“朱、毛两人仍留前委工作，毛泽东应仍任前委书记。”
◆油画《古田会议》，何孔德。
有了中央“九月来信”这把“尚方宝剑”，毛泽东在红四军“九大”上所作的题为《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的报告，才获得大会一致通过，成为红军建军的指导思想。而也就是在这次红四军召开的“九大”中，选举产生红四军前委成员，毛泽东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毛泽东的复职，不仅挽救了红四军，而且在他的率领下，中央红军和根据地得到了快速发展，这是后话。
1930年2月1日，身在上海的周恩来获悉红四军已召开了“九大”，毛泽东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对此，他特别高兴，他代表党中央写信给广东省委时说：“毛泽东复职，四军的中心政治领导已经确立”，“稍可使中央放心”。
周恩来从朱毛红军和井冈山斗争的“伟大意义”中，看到了中国革命“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的发展道路。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周恩来不仅“发现”了毛泽东，而且还慧眼识精英，全力荐人才：通过各种渠道领导边界的斗争；通过多种手段积极宣传、推广“朱毛”以及井冈山斗争经验；甚至还不遗余力地组织、输送人力物力以支援红军，为毛泽东“助战”。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向大会所作的《军事报告》中，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红军队伍状况作了重点介绍：“毛泽东在秋收暴动之后，农民军由湘而赣……夺政攻地，也是由游击队变成的。”并特别指出：“毛朱的游击队，军阀对他们没有办法。”同年11月28日，经周恩来同志修改过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对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在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现状的同时，还如实报告了毛泽东、朱德等人开辟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情况。报告中指出：“湘、鄂、赣、粤的农暴没有完全被镇压下去，有几处（如赣西朱毛区域）斗争比以前更为深入。”报告在分析了江苏、广东、湖北、直隶、湖南等省的斗争情况后，又着重强调说：“惟朱毛在湘赣边境所影响之赣西数县土地革命确实深入了群众。”高度赞扬了井冈山斗争。
而中共中央在当时主办的一些刊物上，也登载过不少关于井冈山斗争情况的报道，这些刊物都曾是共产国际研究中国问题的主要参考资料。如《布尔什维克》在1928年第23期上刊登了署名为觉哉的《一个月来各方革命形势的文章》。文中对朱毛会师和龙源口战斗等作了详细的介绍，其中特别提到：“朱部二十八团，毛部三十一团战斗力最强，反动军队见了就害怕”，“万安、遂川、宁冈尤为共产党大本营”。而《红旗报》、《政治通讯》等还先后刊登了《朱毛的消息》、《朱毛红军的工作》、《朱毛红军前敌委员会报告》等专题文章或通讯，宣传、推广了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成果和经验。
正因为党中央对井冈山斗争有着如此“高密度”、多方位的宣传，这一来不仅在全国大范围内扩大了毛泽东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而且毛泽东的军事、政治能力也开始引起共产国际的关注。连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等具有很大影响力的刊物都时时刊载有关介绍毛泽东的文章；其中对毛泽东的游击战争经验也甚为关注，多次报道毛泽东与朱德的红四军取得的战绩，措辞热情洋溢，视朱、毛为中国“游击运动”的领导人，是两位极为出色的领袖。甚至斯大林都明确告知中共中央应该学习毛泽东在井冈山的经验……不仅为朱毛红军和井冈山斗争的经验做了党内舆论上的重要铺垫，更进一步树立了毛泽东的威信和奠定了毛泽东的政治地位。
随着井冈山斗争的迅猛发展，使边界地方组织和红军都对干部的需求急增，而合格干部、尤其是军事干部的来源和培养都很困难。另一方面，斗争的残酷激烈，又使地方和红军中的干部不断大量损失。致令“军官及政治工作人员之缺乏，达予极点”。鉴于残酷的现实，毛泽东“希望中央和两省委派可充党代表的同志至少三十人来”。甚至，还“希望中央和两省委多派连排长以上的军官来。”因此，给朱毛红军补充具有军事工作经验的指挥人员和军队政治工作干部，就成了当务之急。此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军委书记的周恩来采取了多种手段，尽可能从人力物力上支援朱毛红军。如，多次指派干部到井冈山，加强边界的领导力量。由最初委托湖南省委派出杜修经、杨开明、史训川等干部赴井冈山协助毛泽东和边界特委的工作，到后来直接委派潘心源等担任中央巡视员上井冈山指导工作。此外，周恩来还多次协调江西和湖南两省委帮助边界解决通讯、食盐、药材的困难，为帮助边界粉碎敌人经济封锁，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从而使井冈山斗争得以顺利开展，并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了全国革命形势的蓬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