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包括毛泽东、朱德、任弼时、徐海东等开国元勋的子女亲属现在都是和普通百姓一样居家过日子，他们都甘于“平庸”和平凡，甘心当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和建设者。

毛泽东之女李敏：一个普通的老人

1936年冬天，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女儿李敏出生在陕北的宝安县一间破旧的窑洞里。刚出生的李敏又瘦又小，毛泽东便给女儿取名娇娇。李敏4岁时，去莫斯科与妈妈贺子珍生活在一起，回国后，成了只会讲俄语的洋娃娃。她在父亲身边，在中南海里度过了幸福的青少年时代。

1959年，李敏在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读书期间，同北京航空学院的高材生孔令华结婚了。孔令华是她在八一学校时的同学，两人相识很久，彼此了解，情投意和，相敬相爱。

这桩婚事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婚后，李敏和丈夫住在中南海，她的小家给父亲的大家增添了新的欢乐。1964年，李敏夫妇搬进了兵马司胡同的一所普通民居里，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平民生活。

离开毛泽东后，李敏的日子一直过得很简朴，有时甚至很清苦。她让儿子穿丈夫穿过的衣服，女儿孔东梅也穿过哥哥的衣服。

尽管李敏已年过八旬，但任何事情她尽量自己做，不给儿女们增加麻烦。她说：“我眼睛不好，很少出门，不过多地会客，就在家里的厅里走动做一些锻炼。我每天必看《新闻联播》和军事频道，再看看有关农业节目。喜欢听听音乐，但喜欢听老歌和红歌，现在年轻人唱的流行歌曲听起来不习惯。”

李敏着装朴素，留着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那种短发；她白白净净，一说话就微微一笑；她和蔼可亲，像一个慈祥的母亲。

李敏谈起父亲的家教说：“从小父亲就教导我，要艰苦朴素，和普通百姓一样生活。我从小就牢记这一点。现在我已经彻底地平民化了，我如果上街、去公园，根本没人认出我是毛泽东的女儿。”

朱德之子朱琦：普普通通的火车司机

1912年秋天，云南陆军讲武堂教官朱德同昆明师范学院19岁的学生萧菊芳结婚。1916年初，朱德随讨袁护国军第1军北征，开往家乡四川。9月底，萧菊芳为朱德产下一子，取名朱琦。

1938年，朱琦被送到中央党校学习，参加革命并入了党。毕业后，朱德把他送到前方去了，让他去打日本鬼子。朱琦在征战中，腿脚负伤了，甲等残废，不能再打仗了，便被分配到抗大七分校的校部，当队列科的科长。

1946年3月23日，朱琦和赵力平结婚。

此后不久，根据工作的需要，朱琦被调往石家庄铁路局。当他把这一消息告诉父亲时，朱德对他说：“你一直在部队工作，不懂技术，调到铁路局以后，不能当领导搞管理，要从头学起。”朱琦先后当火车机车的练习生、司炉、副司机、司机。

后来，朱琦调往天津铁路局。20世纪50年代初，中央在北戴河建立避暑区。在北京与北戴河间的往返中，火车常常会在朱琦工作的天津铁路局换车头。

一次，朱琦从北戴河开车回到天津，他还未离开机车，就接到通知：“朱琦同志，首长请你立即到车厢里去一趟。”因为乘车首长的身份是保密的，朱琦也不知这位首长是何人，来不及收拾，就匆匆赶到车上的会客室。

因为那时开的是蒸汽机车，烧的是煤，朱琦手上、脸上和身上都是黑的，雪白的沙发套都被染黑了。这时会客室的门开了，朱德走了进来。朱琦这才知道，今天车上的首长原来是父亲朱德。

从司炉干起，朱琦一直到“文革”前夕，才当上北京铁路局车辆处的处长。

1969年6月，朱琦被送到山西榆次“五七干校”学习。当年年底，他从山西回来后，又被下放到天津附近一个叫汉沟的小车站改造，在那儿当仓库保管员，一直干到1972年，才被重新安排了工作。

后来朱琦患了心脏病，只得在家休养。

1974年6月的一个周一，赵力平和往常一样上班去了，朱琦和单位一位老同志在家聊天，突然感到不舒服。等赵力平赶回家，朱琦已经走了，没有留下一句话。

任弼时之女任远芳：平凡而快乐的俄文翻译

1938年3月，任弼时受党中央派遣赴莫斯科，陈琮英随丈夫远行。1938年12月8日，任远芳出生在莫斯科。1940年2月25日，任弼时结束工作回国，把1岁多的小女儿任远芳留在了伊凡诺沃国际儿童院。伊凡诺沃国际儿童院是苏联专门收养各国共产党员和革命子女或烈士遗孤的机构，任远芳在这里一呆就将近12年。

1948年，任远芳开始和父亲通信。从那时起，父亲才开始走进她的生活。

1949年底，任弼时因病赴莫斯科治疗，后转入巴拉维赫疗养院调养。

1950年1月，任远芳才与分别10年的父亲相聚。

1950年，任远芳和父亲一起回国。

日子不紧不慢地过着，她的小学、中学都非常顺利。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后，任远芳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北航，负责国家购买飞机的业务。

在那里，她不但工作出色，深得领导和同事的喜爱，而且还收获了自己的爱情。任远芳的先生武盛源，也毕业于北航外语系，是任远芳的好友曾芳兰的同学。

刚从北航毕业分到学校里的时候，任远芳一家和另外一家人合住着一套不到45平方米的两室一厅的房子。

“在北航工作10年后，同志拥戴，领导信任，升迁机会很多。但那时，孩子都得自己带，工作的地方离家远。我选择了调动工作，通过俄语考试进入了离家只有5分钟车程的中机公司。”

任远芳说，在中机公司，她做的是俄文翻译工作。

“每天要跑跑腿，买飞机票、火车票，带外宾参观长城，都是些琐碎的事情，所以，必须身体好。”任远芳眼睛晶晶亮、声音有力、笑声爽朗。

2003年，任远芳退休了。她每天的生活更加丰富了：游泳、跳舞、弹钢琴、学习电脑、出去和“苏联派老人团”聚餐。她每天5点钟就起床了，做家务、散步，一周游泳3次。

徐海东之女徐文金：地地道道的山区农民

1925年，徐海东的大女儿徐文金出生了。这时，徐海东已在为党开展基层组织工作。他白天做窑活，晚上与革命志士开会，革命力量迅速壮大。1928年，徐海东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追捕，被迫离开家乡。夫人田得斋因此被国民党反动派关进大牢，徐家也受到牵连，共有66名亲人被杀害。面对家破人亡的惨景，不到3岁的徐文金被三伯父徐金元用箩筐挑着连夜逃走。事后，徐文金隐姓埋名，成为灿金套村一户人家的“童养媳”。

徐文金长大后，便与乡村医生高正凯结了婚。

徐文金曾流着泪说：“与其他亲人相比，我算是捡回了一条命。今天能过上不愁吃不愁穿的生活，我已经很知足了。”

1951年，在大连，徐文金与父亲一起度过了一个终生难忘的春节。其间，父亲反复打听乡亲们和农村的情况，并鼓励徐文金同乡亲们一道靠自己的双手过上好日子。

告别父亲时，徐文金暗下决心，回家乡后好好劳动，无愧于父亲的教导。

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5个正在长身体的孩子因为经常没有饭吃老生病，生活的重担几乎将徐文金压垮。一些好心人劝徐文金到北京去找徐海东接济一下。可她说：“向父亲伸手就是给党和政府添麻烦，大家能过这样的苦日子，我家也能过。” 在对待子女的问题上，徐文金同样没有想过沾父亲的光，没有向政府提过额外要求。她说，一切都靠孩子们自己努力创造。

2000年，在徐海东大将百年诞辰时，央视采访报道了徐文金默默无闻、全家扎根大悟这方红土地的事迹，其清贫的生活现状，让人难以置信，人们流下了感动的眼泪。2010年，徐文金逝世。（来源|读者报 作者|康毅 范亚湘 赵力平 周海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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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读者报》2019年01月10日04版。阅读更多精彩内容，欢迎订阅《读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