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庙星火 （上）
山西的古庙可谓是星罗棋布，遍布城乡村野。在风云变幻的历史长河中，他们的兴盛和存废为封建统治阶级平抑社会、治理天下，起到了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也为普天下的劳苦百姓安放了一个渴求渺茫希望和抚慰彷徨心灵的精神寄托之所。
大家都知道，但凡提起庙宇都是以“香火”来论盛衰的。那么，这里为什么说的是“星火”呢？
“星火”者，乃星星之火。毛泽东主席在1930年，即大革命失败后，给林彪的一次回信中，就提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伟大思想和精辟论断。
接下来我要给大家讲述的，即是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在山西党的历史上，与“党的星火”结缘的一座古庙，他的名字叫：“北顶庙”。
北顶庙坐落于山西省霍州市城区东北方向三里的山阳颈部。据相关文献记载，北顶庙始建于明嘉靖年间，其供奉的神仙为“东岳圣母——碧霞元君”。由于历史上明中期皇室对东岳泰山神的大肆推崇，所以，民间百姓为了能祈求过上安稳日子，也都不辞劳苦，长途跋涉，结伴而行，去泰山朝拜祈愿。
时年逢霍州怀仁王朱家一位将军的女婿——乔惟鸾，看到州里百姓每年因朝拜泰山而遭受舟车劳顿、路途之苦。遂提议，不如选址在此建庙一座，方便我州城方百之内乡民，即可就近祈神还愿。于是，经过多方筹措，于嘉靖乙巳年（1545年）农历四月开工，丁未年（1547年）农历八月完工。一座漂亮的庙宇拔地而起，免去了百姓祭拜活动的诸多不便、和钱粮身心之苦。
北顶庙位置的下方原有一座“玉皇庙”，而玉皇庙的下方是一座“龙王庙”，龙王庙的再下方则是古“龙池沟”。只是可惜由于时间久远，风吹雨淋，玉皇庙已归于泥土，不复存在；龙王庙也是在旧址上，后人象征性的修了一个小房房，完全没有了古籍中记载的风光和威严。这里不得不提的是，龙池沟里原有一大泉，该泉水质清澈甘冽，日夜奔涌不息，灌溉良田千顷，滋润十里乡亲。沟两边的山坡上松柏成荫，绿草如茵，郁郁葱葱，蜂飞蝶舞；大树轮匝千年，沧桑古朴；小树合抱难成，枝繁叶茂；间有龙腾飞跃，形神兼备；最是伞盖如云，青山有幸。
古时的州人，出州城东门，奔东北方向而去，龙池沟内，参天之木，遮云蔽日。如许之水，潺潺流银。渐行不远，只见袅袅青烟，祠祭龙王。拾级而上，仰视殿堂玉皇，壮观蔚然。再寻幽径，又见别有洞天，巍巍高台之上，虔拜碧霞娘娘。
就是在这样一座古庙里，大革命失败后的1927年8月到1928年的10月，在一片白色恐怖、山西党的组织遭到了反动派严重破坏的形势下，这里一度成为了中共山西省委领导山西党的革命工作的核心之所。
下面我从几个方面剖析一下党在这一时期所进行的工作和任务，以致，这一时期对后来整个山西党的发展壮大的积极影响。
上个世纪初期，世界革命运动的形势风起云涌，一浪高过一浪。自然，各种新的思想、新的思潮，随着官方或者民间对外交往的增加，也就不可避免地输入到了国内。对封建制度和对资产阶级的革命，也就在中华大地滋生蔓延开来。
此时，作为中国革命先行者的孙中山先生，以“三民主义”为宗旨，领导中国国民党联合其他党派开始了推翻封建帝制和建立国家统一政权的国民革命运动，规划建立民主国家的宏伟蓝图。可惜，由于国民党内部革命的不彻底性，使得中山先生抱病去逝后，国民政府内部分崩离析，权利被独裁者瓜分。军权逐步被蒋介石集团窃取，随后在南京另立中央。名义上的国民政府由汪精卫集团掌控，暂居武汉。张作霖的北洋军阀政府则在北京耀武扬威。中华大地一时变成了三权鼎立的局面。政治上的一塌糊涂，直接对应的是民不聊生、水深火热。寡头都在谋划各自的利益，没有人去关心人民群众的死活。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集团终于露出了他狰狞的面目，在上海公然叛变革命，大肆抓捕和屠杀共产党员、进步群众。顿时中华大地一片白色恐怖，血流成河。
鉴于如此严峻的形势，中共中央立即于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当时革命的中心——武汉，召开了中共中央第五次全国党的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土地问题的决议》，第一次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可惜当时大会受陈独秀右倾思想的影响，还是寄希望与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合作（5月4日，汪精卫还到会讲了话），没有把蒋介石背叛革命的行径当作党必须面对的严重问题去处理。会后，中央在给山西出席党的五大代表王鸿钧谈话时，根据当时的形势，估计山西的阎锡山还有争取革命的机会，于是，中共中央于5月19日批准成立中共山西省委，颜昌杰任书记，王鸿钧任组织部长，崔锄人任宣传部长。
不料其后，6月3日阎锡山公开通电投靠蒋介石集团，也开始了所谓的清党，通缉抓捕杀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紧接着，7月15日，武汉汪精卫政权也抛出了分党行动（即：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宣布停止与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合作，第一次国共合作到此彻底宣告失败。
形势急转直下，中国共产党人在遭受建党以来最为严峻的破坏和考验。随即，中共中央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给山西省委发来了一份“八四来信”。信的精神大意是“把党的工作暂时由城市转入农村，身份已经暴露的同志转移别处工作，其他同志全部转入地下秘密工作。”根据来信的精神，边冠山，王性善被安排转移去西安开展工作。省委书记颜昌杰有病，已经回北京治病。省委书记由王鸿钧代理。
同年8月，由于形势的紧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宣传部长瞿秋白，约见5月在武汉参加完全国学联大会后、继续留在武汉学习的山西学联主席、共产党员王瀛同志与其妻子朱志翰，给他们传达了党中央对山西省委的意见。鉴于阎锡山已经公开投敌，其二人还有一起去参加会议的梁其昌，全部受到了通缉。建议党的组织暂时撤出城市，工作的重点转入农村。并把一张兑到山西解州某钱庄的五千元汇票交给他们带回，作为党组织的活动经费。局势险恶，关山路远，武汉回山西的路线已经不能正常行走，他们夫妇只能坐轮船绕道上海，然后从上海再坐轮船到天津，天津到北京、到大同，再从大同返回太原。然而，尽管经过了精心的设计、巧妙的安排，不巧的是到大同后，他们的行踪还是被阎锡山的特务机构发现。在大同往太原途径原平时，被阎锡山的特务机关逮捕，随后押往太原军法处关押。反动派对王瀛同志动用了残酷的刑罚，逼迫其交代党组织的信息，王瀛同志坚贞不屈，厉声痛斥反动派的腐朽和社会的黑暗，表现了共产党人大义凛然不惧牺牲的坚强斗志。后王被阎政权判处死刑，其妻子被判无期徒刑。
党组织获悉王瀛夫妇被捕后，即刻在太原双塔寺召开会议，商讨营救王瀛夫妇的策略。本计划于双十节当天（10月10日），组织工人暴动营救王等被捕人员。不料，机密泄露，计划流产。10月11日，王瀛在太原新南门外英勇就义，王是阎锡山反动政权杀害的第一位共产党人。
暴动计划的泄密，使得本就还很脆弱的党组织又有一部分同志遭到反动派的逮捕和屠杀。然而，就是面对如此恐怖的形势和如此困难的局面，都不会动摇革命者的坚强意志。他们擦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志的躯体，继续着他们未竟的革命事业。
中共山西省委扩大会议为什么选择了在霍州召开？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首先得讲到辛亥革命前后，霍州就有一批进步青年、爱国人士，为了寻求革命的真理，他们曾经就读于北京或太原的大中学校。在校学习期间，他们已经敏锐的感觉到了形势的变化，革命的力量正在积蓄，新的风气、新的思想正在吹遍神州大地。于是，他们结业回乡后，都自觉地投身于革命的洪流。在办学的过程中，自觉的给自己的学生灌输革命的思想，分享忧国忧民的理念。这其中比较有代表性人物有：段慎五、韦凤兆等一大批爱国人士……
1919年五四时期，这几位先生就组织霍县几所学校的青年学生上街游行，声援北京的学生运动。并且，他们都在各自执教的学校里倡导新学、新风，在学生中组织足球队、读书会，指导学生阅读进步书籍，给学生讲解新思潮、灌输新思想。学生中逐步涌现出了一批积极爱国，怀抱救国之志的进步青年。这其中比较突出的有刘守维、韦思恭、张炳生、蒲立衡、朱志翰（女）、张莲心（女）、李光杰、陈国淦，张晋杰等人……
这一批进步青年后来考入北京、太原和临汾的中学后，积极与各自学校里的进步组织取得联系，接受他们的指导。他们的思想进步很快，时间不长，就都积极投身于中共党、团组织的活动和建设，成为了山西早期中共党组织的骨干分子和领导力量。
刘守维，男，霍州市贾村人。1923年在省立一中读书时，受省立一中同学李毓棠、傅懋恭（彭真）（其二人于1923年8月由中共二大代表高君宇介绍入党）等人先进思想的影响，随即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年底转为中共党员。1925年底，中共太原地执委成立,他被太原地执委指定为候补执行委员，并担任太原地执委第一任组织部长。其当时可能不会想到，他的这一抉择，使他成为了临汾市籍的第一位中共党员。
韦思恭，男，霍州市赵家庄村人。1924年春，在省立国民师范学校读书期间，由其同村同学张炳生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后通过组织活动，认识了傅懋恭（彭真），纪秀川等人。1925年春，鉴于其寒假期间在家乡（霍县）发展社会主义共青团组织成绩突出，在国民师范学校由团转党，是该校最早的中共党员之一。
朱志翰，女，霍州城内人。1926年在太原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期间，受进步思想影响，加入党的组织，并担任女师党支部书记，是中共党组织在山西最早的女支部书记。
1924年暑假期间，刘守维、韦思恭、张炳生等人，利用放假回家的机会，积极组织霍县青年学生张晋杰、李光杰、张培德、任增华、刘于汉、朱郁彩、陈国淦等人，认真学习他们从太原等地带回来的进步书籍、杂志和刊物，把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观点如春风化雨，慢慢传播到了霍州大地，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培育了最初的民主革命的萌芽。
1924年寒假期间，韦思恭利用回家休假的机会，又积极与霍县思想比较进步的师生广泛接触，根据大家积极要求参加革命组织的大好形势，他适时发展了七八个进步学生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霍县第一个青年团支部成立，陈国淦任团支部书记。当时的霍县也成为了山西最早建有党团组织的县域之一。这也为韦思恭后来组织并建立霍县的第一个党组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由于韦思恭这一时期的工作表现非常突出，1925年春返校后，即被党组织批准转为中共党员。他们这两个假期的活动，均得到了傅懋恭（彭真）同志的亲身指导。
1926年暑假韦思恭从省立国民一师毕业。是时，他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组织培养和锻炼，政治觉悟和工作能力有了很大提高，颇受当时的太原地执委书记崔锄人赏识。组织随即指派他回霍县建立党的组织，韦毫不犹豫，欣然接受。他回霍后，通过对团组织的深入了解和对团员个人情况的仔细考察，适时的把几位年龄偏大、思想进步的青年团员转为了中共党员。并组织建立了中共霍县支部，韦思恭任党支部书记。从此，中国共产党在霍县第一个党的组织在霍县城内文圣庙西偏院建立。革命的火焰开始了在这片土地上的传播和发展。
请我们永远铭记这些肇始霍县革命火种的名字吧！他们是：韦思恭、张晋杰、李光杰、张培德、任增华、刘于汉、朱郁彩、陈国淦、乔明毅、陈达庵。
就是他们这一个个英雄的名字，在古老的霍县开启了革命的进程。他们走村串户，给群众积极宣传党的主张，讲解革命道理，夜以继日的为党工作。在一片白色恐怖的形势下，他们冒着被敌人抓捕、坐牢和杀头的危险，认真的做着艰苦而细致的工作。秘密巩固着组织，扩大党的影响。使党的力量一步步成长，一天天壮大。
1926年10月，韦思恭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霍县党部的注意。遂派出军警予以抓捕，幸于党的同志和进步群众通风报信，韦思恭跳窗从后门逃走，直奔太原。后接受党组织派遣，于1928年去陕西军队内部搞兵运工作。
1927年，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是一个大转折的年份。同时更是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坚定信心开始武装斗争革命的元年。时年，蒋介石的“政变”，阎锡山的“清党”，使得大批共产党员、进步人士遭到逮捕、杀害，一时之间，血流成河，尸横遍野。大批党的积极分子被迫转移别处、流落他乡，只能秘密开展工作；武汉汪精卫政变，宣布停止一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这一血腥恐怖的时期，全国党的组织遭到了极大的破坏。霍县党组织由于正确执行了上级指示，立即把组织活动转入地下，有效保存了革命力量。到1927年8月，霍县党员人数已经发展到27人，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省委指示，中共霍县支部正式改组为中共霍县县委，张晋杰任县委书记。正是霍县党组织正确的执行了上级指示，积极勤勉的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为革命处于困难时期的山西临时省委提供了一个可以有效开展工作的安全环境和领导指挥全省革命运动的活动中心。
阎锡山“六三通电”后，在全省各地活动的共产党员由于受到通缉，他们的活动随即全部转入了地下。其时，回乡隐蔽的霍县籍中共党员有刘守维（贾村人）、蒲立衡（退沙人，国民师范学生）、杨振华（西张人，太原工会组织领导人）、李联珍（北张人，党组织派到山西搞兵运工作的负责人）、还有隐蔽在汾西山区的省农民协会暴动总指挥纪秀川（与李联珍是黄埔军校的同学）等人，与中共霍县县委组织秘密取得联系后，他们积极地进行党的活动。
这一时期，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血腥镇压，1927年8月1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及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率领党掌握或影响下的北伐军二万多人在南昌举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接着，“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同志又于9月9日，发动和领导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12月11日，在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叶剑英等领导下，发动了广州起义。南方的革命形势在党组织的领导下，风起云涌、方兴未艾、渐成星火之势。然而，由于当时通信技术比较落后，尽管各地革命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其烈焰般的温度也只能烘烤自身的周围，并不能尽快辐射到其他地区。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就是在如此信息闭塞的形势下，中共山西临时省委还是凭着革命的自觉、忠诚的信仰，大胆细致的进行着组织、领导、传播、革命思想的工作。
1927年10月，中共山西临时省委代书记王鸿钧来到霍县指导工作。经事先联系，王鸿钧、纪秀川、中共榆次地委书记梁其昌（赵城人）、回家隐蔽的刘守维、蒲立衡、杨振华、李光杰等人，相继来到霍县北张村李联珍家中，共商党建工作事宜。几天后，他们在北顶庙召开了一次党团骨干会议，即第一次北顶庙会议。会议对在白色恐怖下党团组织如何开展秘密斗争和工作，作了部署和安排。肯定了霍县县委、以及县委书记张晋杰同志前一阶段的工作，改组了霍县县委，任命李光杰为霍县县委书记，会后接着发展了一批党员。
就在此次会议不久后的一个下午，一个牵着毛驴、穿着破烂不堪的老汉出现在霍州秘密联络站门口。老汉的毛驴背上驮着一床又脏又臭的破棉被，仿佛就是一个走投无路的逃荒者。就在联络员毫不注意的时候，老汉打出了秘密联络的手语，联络员经过慎重的试探后，确认是组织派来接头的同志。果然，这位老者是河南省委派来给山西省委送党的“八七会议”通告文件的交通员，只是为了在路上安全起见，老者把文件缝在了破棉被里，一路风餐露宿、躲过了敌人的道道关卡，顺利的把文件送到了山西省委负责人的手里。
“八七会议”是中共中央于1927年8月7日在武汉秘密召开的紧急会议。会议彻底清算了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并选出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这次会议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党指明了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
1927年11月9日——10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由瞿秋白主持，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参加。会议通过《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以及组织问题、政治纪律问题等决议。会议确定了实行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并要求农村暴动同城市暴动相结合，而以城市暴动为“中心及指导者”，以形成城乡的武装总暴动，直到造成一省或几省的革命胜利的局面。（未完待续，《山西老区开发》编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