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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刘培久
——阳王第一个农村共产党员
我们的父亲刘培久祖籍山西新绛。他出生在北京南苑，11岁（1917年）随其父回到杜庄，我们的家境还算殷实，不缺吃穿。由于他受父母的熏陶和社会的影响，看不惯世界上的不公平。他在读小学时对富家的子弟欺负穷家的孩子抱打不平，正义执言讲评事理，很受同学的尊重，被同学誉为“头儿”。他聪慧好学成绩优秀受老师的器重。由于他思想品德和为人，17岁就被选为闾长，以后有当上了村副，25岁当选为村长，他办事公道，深受众人的拥护，将村里治理的井井有条。在他的影响下村里刘松林、王春亮、杨根颜等几个人形成了合力，有的还成为县上的抗日骨干。
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经过新绛，父亲的思想受到了影响，有了一次飞跃，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才是中国人民解放的希望。他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1937年春时任中共县委书记李永秀得知父亲的情况后就主动的找到他，他得知领导的意图后也主动的找李永秀表现的积极忠诚，要求进步，要求入党，这样他被李永秀发展为阳王地区的第一名农村党员。为了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父亲根据党的主张公布各家的土地和人口。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他还主动的免除了特贫困户所欠自家的历史旧账。其他有钱的人看到村长这样的态度他们也跟着学习，这样杜庄是二区第一个实行了2.5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的村庄。在杜庄成功后父亲和仪希仁又在刘峪、禅曲等村开展工作，在此情况下县农救会秘书邓启明来到杜庄村发展父亲为牺盟会员成立农救会总结杜庄村的做法和经验，并帮助父亲到刘峪等村开展统战工作，他还将邓启明介绍给好朋友邱连山。此后父亲很少在家里，为了在刘峪开展这项工作就住在张某某的牛院里，同伙计交朋友了解情况，他还在开展此项工作的同时帮助所在的村发展党组织。县委书记原打算让他在二区开展党建工作，组建沟西区委。由于精力有限虽然没有完成此项任务，但是杜庄、西马、刘峪等村的党支部的建设都有他的付出，另外寨里（现阳王）裴社都有他发展的党员。在此基础上1938年春县委从实际出发另选定陈世昌、刘锁成、邓启明组成沟西区党委。听母亲多次讲到我们家曾是革命老同志的联络站和庇护所，除了以上的有关同志另外还有兰志杰、梁希忠、吴成德、来登弟、李灵芝、刘正子、马奇峰、苏达、张庆云等，还有许多记不起名字，反正来往的人接连不断。特别是在来登弟打入日本特务机关前南马村离县城近，老同志都愿意来我们家，感到安全有感情。
1938年4月日寇侵占了新绛县城，并由汉奸马某某组织成立了县维持会。二区阳王几个绅士为了效忠日寇充当汉奸，积极策划在阳王成立维持会。父亲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向县农救会反映，并由县农救会用鸡毛信的形式通知我父亲千方百计要摧毁，不能让日寇“以华治华”的阴谋得逞。他经过思考立即发动阳王各村的村长和群众抵制维持会的成立，他想到了仪希仁和裴社村邱连山，还有自家的王伙计，他马上起草致各村村长的联络信并抄写了多份，讲述维持会的危害，是汉奸组织，凡是当维持会会长就是汉奸卖国贼的行为。同时他分析了当地情况，他把重点放在阳王辛安和裴社这几个村交给邱连山以换油的掩护联系。在李某某、王某某、吴某某召集筹备会的那一天果然不出所料阳王、裴社参加的人数最多，有了群众支持就有了摧毁的把握，父亲树立了信心。在王某某讲述成立维持会的意义后，我的父亲勇敢的跳上台子与王某某争辩，王某某还口出狂言：你同意要成立，你不同意维持会还要成立。我父亲当场予以驳斥并掀翻了桌子，跳下了台子，并大声的说：我们就是不同意，让他们几个人去成立吧。他的号召和行动鼓励了反对成立维持会的村长和群众，跟着他退出了会场。汉奸们不会放弃效忠日军的奴才相，暗地里成立了维持会，并选了张俊源为会长，还在阳王庙大门上挂起了牌子，在各村里征集了20多名武装人员住在大殿内守卫，我父亲又同邓启明商量将这些情况汇报县领导和县人民自卫队并约定时间深夜三点，自卫队配合，由他和阳王的有关人员领路开门将其维持会摧毁，击毙了会长“二阎王”张俊源，并收缴了其反动武装的枪支，短命的维持会不到10天就这样被摧垮了。为了不走漏风声自卫队绕走稷山由父亲在辛安到阳王的路口迎接，由邱连山在庙里找内应开门，准备了第二套方案登梯子过门楼。还听我母亲说：提前一天，父亲让家里蒸了一锅馒头，并在集上割回了牛肉让自卫队队员馍夹牛肉当干粮。
摧毁维持会后在县农救会的支持下我父亲又组织了7名革命的同志组成二区的行政委员会，他还被推选为主任委员，此机构伪县长李凯朋不承认，我父亲又在县有关领导的支持下打入了李凯朋成立的公道团，并当上了团长。此后我父亲在家里住的时间更少了，在李凯朋举行的联系会议上，父亲针锋相对揭露李凯朋紧跟阎锡山假抗日真投降，压制群众的抗日活动的汉奸嘴脸，。由于父亲揭露的都是事实，李凯朋对此也不敢否认，总是自圆其说，表面上做出让步，但内心对我父亲是恨之入骨，暗地里还策划残害我父亲的阴谋，特别是晋西事变后，阎锡山对牺盟会和新军，尤其是共产党员进行迫害和追杀。新绛县的抗战形势也变得阴暗和残酷，就在这种形势下县委领导根据上级的指导精神16字方针，决定让父亲随212旅向东山转移。从这以后关于父亲的有关情况我知道的就更少了。
1939年的12月晋西事件发生父亲于1940年的正月初八离家参军到212旅任职，那年我们俩一个四岁，一个两岁。当时都是朦胧时期，还不懂事，但父亲临走前将我和妹妹抱在怀里亲了再亲逗了再逗，这情况我的记忆永远在脑海里不会忘掉，谁也没料想到那一次临别竟成了人间的永别。他对伙计老王说：我爱穷人，这你是知道的，我们是兄弟，我临时外出，这个家托付于你了，等我回来好好感谢你。他对家里人说，到裴社姑姑家办件事办完了就回来。而实际情况只有母亲一个人知道。过后才了解到，裴社村有八路军的接兵站，那天有好几个人在裴社集中，由部队的同志带到丈八212旅集结，宣誓后由丈八出发径安邑等七县到达沁源。第一次听说父亲牺牲的消息是杜庄一位在浮山做生意的老乡，全家人都不相信，盼望父亲有一天会回来。长大后知道父亲是为了解救天下的苦命大众而牺牲的，这又促使我对他的无穷无尽的怀念和敬意。父亲离家后母亲经常把我姐妹两抱在怀里，有时她的腿上一边一个，母亲虽然不识字，但为了让我们姐妹两快乐总是搜肠刮肚讲童话，说笑话，唱儿歌，以后渐渐的长大懂事了，知道母亲要用更多的母爱补偿所缺失的父爱。当我们长大总是问：父亲为甚么还不回来？她回答父亲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消灭天下的害人虫，那里是最安全的地方，讲的最多的一句话：人类与其他动物的区别，动物是自私的，人类应是高尚的，不能为自己活，也不能为一家人活，而是要为大多数人活着，牺牲也要是为大多数人的利益而牺牲。以后我才弄明白了这句话是父亲对她讲的，所以我也最爱听，总是让母亲再讲一遍。由于当时的战争年代，特别是残酷的环境，有许多珍贵的照片和资料总是藏起来甚至有的烧毁了，这也造成了我终身的遗憾，至今父亲还没有留下一张遗像，这也更引起我们对他的思念，而这些有关父亲的故事都是由母亲讲给我的，这是家教，更是革命传统教育，当有了孩子以后感到有关父亲的故事，应该讲给孩子们也应该告诉世人，这样才不愧为是刘培久的女儿。
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家还盼望着父亲的归来，享受人间的天伦之乐，但从他的战友和政府传来的消息得知他在1941年的9月一次同日寇的作战中已经牺牲。根据母亲的要求当地政府领导同意，我们的奶奶由家里的伙计老王和我东马的伯父陪同到浮山把父亲的遗骨搬回来。由绛南县民主县政府召开了追悼大会，县长范俊顺还致了悼词，将父亲的遗骨埋葬在杜庄的祖坟。据传县长范俊顺还建议将杜庄村改名为培久村，后来考虑到家属的安全被迫取消，从此我对父亲更加怀念更加敬佩，这也成了我讲述父亲有关故事的由衷。
上世纪80年代为了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运城市委和政府组织有关人员调查编写烈士的生前事迹以后我有机会看到由王之正同志撰写的《刘培久》小传，得知父亲到212旅先任1支队锄奸特派员，后任212旅锄奸科长。由于他的责任心和洞察力发现有日军潜伏的特务做手脚使我军伤病员非正常死亡的原因，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和研究，并将这一发现及时向旅领导汇报，经过进一步核实无误铲除了日寇特务，挽救保护了许多革命战士的宝贵生命。我还看到最后一段是这样描述的：1941年的9月23日寇对我212旅指挥部驻地浮山佛庙岭进行扫荡和偷袭，敌人近万，十倍于我，上空又有三架敌机轰炸和扫射，我军陷入了重重包围中，在突围中刘培久为掩护政治部负责同志，奋不顾身，一个人走出了山口侦查敌情，不幸遭遇伏敌百余人，他单身独枪，英勇奋战，在与日军拼杀中被敌人刺杀而壮烈殉难。建国后父亲的生前战友受首长的委托前来杜庄慰问我们，听到父亲的战友讲述：那次日寇偷袭佛庙岭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刺杀你父亲，因他铲除了日本特务。他身带手枪在同敌人的拼杀中先将子弹打光，为了和敌人拼到底，趁敌人不备，将手枪仍在草丛中，又夺取敌人的步枪进行刺杀，先后击毙了十几名敌人，最后……由于父亲的拼杀为领导有了转移和突围的时间意义非凡。这些在浮山烈士陵园有碑文为证。这一段描述的文字虽然不多，当看到了父亲英勇高大的形象，我们更加敬佩父亲。
还值得回忆的是上世纪80年代原来同父亲并肩战斗的老同志陆续从领导岗位退下，当他们得到父亲已经牺牲的消息都感到非常悲痛，不时的来家看望母亲和我们全家，他们称母亲为大嫂，称我们姐妹为侄女。听说我母亲的烈士补助还是云南军区司令员多次关心写信督办得到落实。事情也可能是巧合，父亲是1941年9月23牺牲，母亲病故也是9月。特别是我母亲王支兰于1999年9月28日病故享年84岁。父亲离家那年母亲25岁，她对长辈养老送终，她含辛茹苦将我们姐妹二人养大成人，她劳苦功高。埋葬的那一天有好多的老革命前辈，由夫人陪同前来参加母亲的葬礼，兰志杰等身患疾病基本是卧床，还要由子女的搀扶到母亲的灵前鞠躬致哀！
看到这一幕我们热泪盈眶，心里更感到我们是幸福的！
刘素萍、刘亚青口述 伍颂整理
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经过新绛，父亲的思想受到了影响，有了一次飞跃，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才是中国人民解放的希望。他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1937年春时任中共县委书记李永秀得知父亲的情况后就主动的找到他，他得知领导的意图后也主动的找李永秀表现的积极忠诚，要求进步，要求入党，这样他被李永秀发展为阳王地区的第一名农村党员。为了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父亲根据党的主张公布各家的土地和人口。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他还主动的免除了特贫困户所欠自家的历史旧账。其他有钱的人看到村长这样的态度他们也跟着学习，这样杜庄是二区第一个实行了2.5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的村庄。在杜庄成功后父亲和仪希仁又在刘峪、禅曲等村开展工作，在此情况下县农救会秘书邓启明来到杜庄村发展父亲为牺盟会员成立农救会总结杜庄村的做法和经验，并帮助父亲到刘峪等村开展统战工作，他还将邓启明介绍给好朋友邱连山。此后父亲很少在家里，为了在刘峪开展这项工作就住在张某某的牛院里，同伙计交朋友了解情况，他还在开展此项工作的同时帮助所在的村发展党组织。县委书记原打算让他在二区开展党建工作，组建沟西区委。由于精力有限虽然没有完成此项任务，但是杜庄、西马、刘峪等村的党支部的建设都有他的付出，另外寨里（现阳王）裴社都有他发展的党员。在此基础上1938年春县委从实际出发另选定陈世昌、刘锁成、邓启明组成沟西区党委。听母亲多次讲到我们家曾是革命老同志的联络站和庇护所，除了以上的有关同志另外还有兰志杰、梁希忠、吴成德、来登弟、李灵芝、刘正子、马奇峰、苏达、张庆云等，还有许多记不起名字，反正来往的人接连不断。特别是在来登弟打入日本特务机关前南马村离县城近，老同志都愿意来我们家，感到安全有感情。
1938年4月日寇侵占了新绛县城，并由汉奸马某某组织成立了县维持会。二区阳王几个绅士为了效忠日寇充当汉奸，积极策划在阳王成立维持会。父亲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向县农救会反映，并由县农救会用鸡毛信的形式通知我父亲千方百计要摧毁，不能让日寇“以华治华”的阴谋得逞。他经过思考立即发动阳王各村的村长和群众抵制维持会的成立，他想到了仪希仁和裴社村邱连山，还有自家的王伙计，他马上起草致各村村长的联络信并抄写了多份，讲述维持会的危害，是汉奸组织，凡是当维持会会长就是汉奸卖国贼的行为。同时他分析了当地情况，他把重点放在阳王辛安和裴社这几个村交给邱连山以换油的掩护联系。在李某某、王某某、吴某某召集筹备会的那一天果然不出所料阳王、裴社参加的人数最多，有了群众支持就有了摧毁的把握，父亲树立了信心。在王某某讲述成立维持会的意义后，我的父亲勇敢的跳上台子与王某某争辩，王某某还口出狂言：你同意要成立，你不同意维持会还要成立。我父亲当场予以驳斥并掀翻了桌子，跳下了台子，并大声的说：我们就是不同意，让他们几个人去成立吧。他的号召和行动鼓励了反对成立维持会的村长和群众，跟着他退出了会场。汉奸们不会放弃效忠日军的奴才相，暗地里成立了维持会，并选了张俊源为会长，还在阳王庙大门上挂起了牌子，在各村里征集了20多名武装人员住在大殿内守卫，我父亲又同邓启明商量将这些情况汇报县领导和县人民自卫队并约定时间深夜三点，自卫队配合，由他和阳王的有关人员领路开门将其维持会摧毁，击毙了会长“二阎王”张俊源，并收缴了其反动武装的枪支，短命的维持会不到10天就这样被摧垮了。为了不走漏风声自卫队绕走稷山由父亲在辛安到阳王的路口迎接，由邱连山在庙里找内应开门，准备了第二套方案登梯子过门楼。还听我母亲说：提前一天，父亲让家里蒸了一锅馒头，并在集上割回了牛肉让自卫队队员馍夹牛肉当干粮。
摧毁维持会后在县农救会的支持下我父亲又组织了7名革命的同志组成二区的行政委员会，他还被推选为主任委员，此机构伪县长李凯朋不承认，我父亲又在县有关领导的支持下打入了李凯朋成立的公道团，并当上了团长。此后我父亲在家里住的时间更少了，在李凯朋举行的联系会议上，父亲针锋相对揭露李凯朋紧跟阎锡山假抗日真投降，压制群众的抗日活动的汉奸嘴脸，。由于父亲揭露的都是事实，李凯朋对此也不敢否认，总是自圆其说，表面上做出让步，但内心对我父亲是恨之入骨，暗地里还策划残害我父亲的阴谋，特别是晋西事变后，阎锡山对牺盟会和新军，尤其是共产党员进行迫害和追杀。新绛县的抗战形势也变得阴暗和残酷，就在这种形势下县委领导根据上级的指导精神16字方针，决定让父亲随212旅向东山转移。从这以后关于父亲的有关情况我知道的就更少了。
1939年的12月晋西事件发生父亲于1940年的正月初八离家参军到212旅任职，那年我们俩一个四岁，一个两岁。当时都是朦胧时期，还不懂事，但父亲临走前将我和妹妹抱在怀里亲了再亲逗了再逗，这情况我的记忆永远在脑海里不会忘掉，谁也没料想到那一次临别竟成了人间的永别。他对伙计老王说：我爱穷人，这你是知道的，我们是兄弟，我临时外出，这个家托付于你了，等我回来好好感谢你。他对家里人说，到裴社姑姑家办件事办完了就回来。而实际情况只有母亲一个人知道。过后才了解到，裴社村有八路军的接兵站，那天有好几个人在裴社集中，由部队的同志带到丈八212旅集结，宣誓后由丈八出发径安邑等七县到达沁源。第一次听说父亲牺牲的消息是杜庄一位在浮山做生意的老乡，全家人都不相信，盼望父亲有一天会回来。长大后知道父亲是为了解救天下的苦命大众而牺牲的，这又促使我对他的无穷无尽的怀念和敬意。父亲离家后母亲经常把我姐妹两抱在怀里，有时她的腿上一边一个，母亲虽然不识字，但为了让我们姐妹两快乐总是搜肠刮肚讲童话，说笑话，唱儿歌，以后渐渐的长大懂事了，知道母亲要用更多的母爱补偿所缺失的父爱。当我们长大总是问：父亲为甚么还不回来？她回答父亲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消灭天下的害人虫，那里是最安全的地方，讲的最多的一句话：人类与其他动物的区别，动物是自私的，人类应是高尚的，不能为自己活，也不能为一家人活，而是要为大多数人活着，牺牲也要是为大多数人的利益而牺牲。以后我才弄明白了这句话是父亲对她讲的，所以我也最爱听，总是让母亲再讲一遍。由于当时的战争年代，特别是残酷的环境，有许多珍贵的照片和资料总是藏起来甚至有的烧毁了，这也造成了我终身的遗憾，至今父亲还没有留下一张遗像，这也更引起我们对他的思念，而这些有关父亲的故事都是由母亲讲给我的，这是家教，更是革命传统教育，当有了孩子以后感到有关父亲的故事，应该讲给孩子们也应该告诉世人，这样才不愧为是刘培久的女儿。
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家还盼望着父亲的归来，享受人间的天伦之乐，但从他的战友和政府传来的消息得知他在1941年的9月一次同日寇的作战中已经牺牲。根据母亲的要求当地政府领导同意，我们的奶奶由家里的伙计老王和我东马的伯父陪同到浮山把父亲的遗骨搬回来。由绛南县民主县政府召开了追悼大会，县长范俊顺还致了悼词，将父亲的遗骨埋葬在杜庄的祖坟。据传县长范俊顺还建议将杜庄村改名为培久村，后来考虑到家属的安全被迫取消，从此我对父亲更加怀念更加敬佩，这也成了我讲述父亲有关故事的由衷。
上世纪80年代为了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运城市委和政府组织有关人员调查编写烈士的生前事迹以后我有机会看到由王之正同志撰写的《刘培久》小传，得知父亲到212旅先任1支队锄奸特派员，后任212旅锄奸科长。由于他的责任心和洞察力发现有日军潜伏的特务做手脚使我军伤病员非正常死亡的原因，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和研究，并将这一发现及时向旅领导汇报，经过进一步核实无误铲除了日寇特务，挽救保护了许多革命战士的宝贵生命。我还看到最后一段是这样描述的：1941年的9月23日寇对我212旅指挥部驻地浮山佛庙岭进行扫荡和偷袭，敌人近万，十倍于我，上空又有三架敌机轰炸和扫射，我军陷入了重重包围中，在突围中刘培久为掩护政治部负责同志，奋不顾身，一个人走出了山口侦查敌情，不幸遭遇伏敌百余人，他单身独枪，英勇奋战，在与日军拼杀中被敌人刺杀而壮烈殉难。建国后父亲的生前战友受首长的委托前来杜庄慰问我们，听到父亲的战友讲述：那次日寇偷袭佛庙岭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刺杀你父亲，因他铲除了日本特务。他身带手枪在同敌人的拼杀中先将子弹打光，为了和敌人拼到底，趁敌人不备，将手枪仍在草丛中，又夺取敌人的步枪进行刺杀，先后击毙了十几名敌人，最后……由于父亲的拼杀为领导有了转移和突围的时间意义非凡。这些在浮山烈士陵园有碑文为证。这一段描述的文字虽然不多，当看到了父亲英勇高大的形象，我们更加敬佩父亲。
还值得回忆的是上世纪80年代原来同父亲并肩战斗的老同志陆续从领导岗位退下，当他们得到父亲已经牺牲的消息都感到非常悲痛，不时的来家看望母亲和我们全家，他们称母亲为大嫂，称我们姐妹为侄女。听说我母亲的烈士补助还是云南军区司令员多次关心写信督办得到落实。事情也可能是巧合，父亲是1941年9月23牺牲，母亲病故也是9月。特别是我母亲王支兰于1999年9月28日病故享年84岁。父亲离家那年母亲25岁，她对长辈养老送终，她含辛茹苦将我们姐妹二人养大成人，她劳苦功高。埋葬的那一天有好多的老革命前辈，由夫人陪同前来参加母亲的葬礼，兰志杰等身患疾病基本是卧床，还要由子女的搀扶到母亲的灵前鞠躬致哀！
看到这一幕我们热泪盈眶，心里更感到我们是幸福的！
刘素萍、刘亚青口述 伍颂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