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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缘记
——晋绥八分区后代在吕梁老区
谁能想到因一篇文章而结缘，确切地说是因红色文化而结缘，从广州千里迢迢飞抵山西，来交城县“晋绥边区第八分区革命历史纪念馆”，了却96岁老母亲及已步入老年众兄妹们的一桩不大不小的心愿。
2023年10月13日，我的“美篇”栏目中，有位昵称叫“时代画廊”的美友关注并留言：“您好！我拜读您2022年8月发表的晋绥八分区革命历史纪念馆的文章，我父亲曾在八分区工作过，我想去参观一下，不知展馆的开放时间和联系电话，您能不能告诉我？”其后是他的电话和微信号。
那是去年夏天，我参观了位于交城卦山脚下的“晋绥边区第八分区革命历史纪念馆”，写了一篇文章——“岁月峥嵘 精神永存——参观晋绥边区第八分区革命历史纪念馆”上传到了网上，没想到这位美友循其而来。
我忙加他微信。我问：“您父亲在八分区工作过，老人家叫什么名字，担任什么职务？”
他回复我：“王谦。”
我忙查自己手头关于八分区的资料，没有；网上查寻，无果。我问他：“您在哪居住，在什么单位工作？”
“在广州，已退休。”并说，“我准备过去看看。”
我赶忙说：“您先别急，等我把这边的情况打听清楚您再制定行程。”
“那就拜托您了！”他说，“去一趟不容易，不要走弯路。”
我提议他：“您过来该先去古交市关头村八分区纪念馆参观一下，那里是八分区的早期旧址、常驻地，资料、规模应该比这边要充实、大一些。”
“好的。那就麻烦您打听一下古交市关头村纪念馆的情况。”
我理解这位革命后代追寻先辈革命足迹的迫切心情，故而首先联系红色文化传承者、交城人闫京生同志，请他帮忙协调关头村那边的情况；然后联系任职于交城县教科局红色文化传承人、作家、交城人李靖水老师，让他帮忙看看这边纪念馆什么时间开馆、闭馆，他曾任过纪念馆馆长。老闫很快回馈过信息来，他告诉了我古交市关头村八分区纪念馆讲解员文洁同志的联系电话；随后李老师也告诉我，随时来都可以，并说让讲解员作详细解说。我立即把这两个信息发给了远在广州的王同志，他说收到，非常感谢！
后来，我俩进行了一次语音通话，原来他不姓王，姓邓，他父亲叫邓汉章，王谦是化名，他并且说，他们祖籍广东，当年祖父“签约华工”赴印度尼西亚(简称印尼)谋生；他父亲出生于印尼，九一八事变后回国参加抗战，后辗转到了延安，再后来到了山西，在晋西北行政公署第八分区、晋绥边区第八分区任职，积极开展抗日工作。我断定，他父亲是个很有故事的人。
过了两天，忽然有了个想法，趁邓先生去关头村参观的机会，我何不也去一趟关头村参观一下那里的纪念馆，以对自己手中的资料查缺补漏。正准备把这个想法告诉邓先生时，他发过一条信息来：“我已买了10月23日广州至太原武宿机场的飞机票，11:10到太原，13时由机场乘大巴往古交市，约14:30到达古交市滨河大厦，再搭车到八分区纪念馆，第二天参观完后再往交城。”他还告诉我，文洁同志跟领导反应了，说那边给我提供吃住行服务。不要说邓先生，我听了后心里也是暖暖的，真替他高兴。出门在外，人生地不熟，能提供吃住行就方便多了。也是啊！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是浓浓的红色纽带把我们紧紧地联系到了一起。
我忙看这几天自己的安排。不巧得很，23、24号我都有活动。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了邓先生，他说：“忙你的吧，我自己能行的。”尽管他如此说，但我心里总感觉欠缺得很。于是把我自己的情况与邓先生来交城的事儿打电话告诉了老闫。他既热情又爽快：“白老师，忙你的吧。你放心，这个事儿我包了，保证让客人乘兴而来，满意而去。关头村那边我熟，都有联系。”我知道，不要说在交城、吕梁，就是在晋陕鲁冀红色革命老区，他属大名鼎鼎的红色文化传承人，门路很广熟。
我随即告诉邓先生，说来了交城有位叫闫京生的接待您，可行的话，在交城住一宿，25日闫京生同志、李靖水老师跟我陪您共同参观纪念馆，他说行。
24日晚上老闫告诉我，关头村那边的领导同志专程送邓先生到交城了，但领导同志有急事已返回。他已安排邓先生住宾馆了，并说李靖水老师明天有下乡安排，不能参加咱们的活动，咱俩陪邓先生参观吧。我说好的。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
25日早晨7点，我跟老闫如约去了宾馆。尽管第一次见面，有之前的交流，如同熟人。原来邓先生叫邓志贤，1951年生，与老闫同岁。没有过多的寒暄，直扑主题。邓先生简略地述说起她父母亲的革命经历。
邓汉章的祖籍是广东省五华县郭田镇布美村。布美村是客家人聚居的地方，客家人的祖先来自中原，从中原迁徙到南方，是汉民族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分支。
自古以来，为防外敌及野兽侵扰，多数客家人聚族而居，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各种围屋。在布美村圩上坝，有一处叫“光华第”的围龙(拢)屋。这是很典型的广东客家半圆形围龙屋，其前半部分为半圆形池塘，后半部为半月形屋舍建筑。两个半部的接合处由一长方形空地隔开，空地用三合土夯实铺平，称“禾坪”“地堂”，是居民活动或晾晒的场所。半圆形池塘主要用来放养鱼虾、浇灌菜地和蓄水防旱、防火。
光华第是布美村邓氏家族的祖屋，有七十二间屋舍，邓汉章的父亲邓清兰便出生、成长于此。五华县河谷冲积平原和盆底很少，人均只有几分耕地，靠地吃饭的农民四季辛劳也填不饱肚子，特别是清朝末年，国家积贫积弱，深受外来欺侮。为了生活，邓清兰成了“签约华工”(俗称猪仔)，离开光华第，漂洋过海到了印尼。这一走就再没回来。
印尼有岛屿17000多个，素称“千岛之国”，约87%的人信奉伊斯兰教，是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印尼有近300个民族，华人超1000万，约占总人口的5%。邓清兰到了印尼后，脏累苦重活都干过，最后以磨豆腐、卖豆腐为生。他的孩子们都出生于此。从“汉章”的取名上看，其父念念不忘故土，期盼祖国强大的信念与愿望从未泯灭消失过。可以想象，这个信念与愿望也应该耳濡目染浸润给了下一代。邓汉章出生于1909年，因家贫只读了两年半书，还未满13岁就去橡胶园做工，后来又当了汽车修理工学会了开车。“九一八事变”爆发。同年12月，邓汉章跟四弟毅然先后从邦加文岛码头登船回国，积极投身抗日战争。
1932年1月，邓汉章到达南京，参加了华侨抗日义勇军(由世界各国回来的100多位华侨青年组成)，正准备赴东北抗日，时逢“一二八事变”爆发，日军进攻上海，华侨抗日义勇军立即赶赴上海参加了十九路军抗战，编入十九路军六十一师，战斗于江湾、闸北和吴淞一代。他们浴血奋战，勇闯战绩，成为“各种义勇军中成绩最佳、最勇敢、最有功勋者”。
当时国民政府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日军的咄咄逼人一味地妥协退让，却调集力量围剿共产党红军。同年5月，国民政府与日本方面签订了停战协定，遂解散了华侨抗日义勇军，将十九路军调去福建围剿红军，同时抗日救亡活动亦受到限制。邓汉章压抑悲愤又无可奈何，个人生活无着落，不得已被迫返回印尼。但他身在印尼心在中国，多少年后回忆起这段历史，他写道：“……马占山的抗日军和东北义勇军的消息传来，我的爱国思想更加高涨，恨不得立即杀几个日军……当时我觉得，在国外帝国主义的压迫受够了，现在祖国又被侵略，国内又不统一，如此混乱，长期下去，真有亡国的危险。若亡了国，华侨的地位更不堪设想，今天只有舍身救国才有希望。”
1933年1月，邓汉章再次回国到北京参加了国民党中央军第四师(后扩编为十七军二十五师)开赴古北口长城抗战，他成为该师下属的小炮连汽车驾驶员。由于国民政府对日军的妥协退让，长城抗战最终惨遭失败。国民政府与日军方面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而第四师被调往福建进攻十九路军(时十九路军与红军联合反蒋抗日)。邓汉章信心满满的抗日热情又一次被浇灭了。他向部队长官表明，坚决不参加杀害自己同胞的战斗，要求脱离部队，但部队不允许。他利用部队调动的时机终于逃脱，再次来到了上海。
从1934年1月来到上海到1937年8月，三年半的时间，邓汉章一面在工厂里打工(上海闸北华商公共汽车公司)，一面主动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期间，他冒着被捕甚至枪杀的危险，参加抗日救亡游行示威，掩护抗日救亡学生脱离险境，散发宣传抗日传单等。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他成为抗日部队的运输员，冒着敌人的炮火为前线部队运送弹药物资。在此期间，他结识了一些中共地下党员朋友(当时他不知道他们是共产党员)，对他们的革命活动主动给予支持帮助，随后他也参加了他们的抗日救亡活动。他隐隐约约听说这些朋友是受共产党领导的。
尽管两次参加国民政府军抗日受挫，但邓汉章并不完全气馁。经过几次参加伴随着很大危险的活动，他逐步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真正领导抗日，共产党是领导工人阶级和全人类获得解放的党，自己一定要找到共产党，加入共产党，为民族解放和工人阶级解放而努力奋斗。
1937年8月31日，由上海救亡协会介绍，邓汉章与其他五位爱国青年，从上海出发，克服各种艰难险阻，经咸阳步行近400公里奔赴到了延安。跟许多共产党人走过的路一样，邓汉章由爱国青年转变为革命者，我想，这应该就是他爱祖国爱人民的初心吧。
到达延安，为安全起见，邓汉章化名王家光。 从1938年9月开始，他在八路军总部供给部运输队担任汽车司机兼摩托学校教员，有时也开车接送毛主席等领导人。1938年3月开始，成为毛主席的专职司机。
1939年2月，经毛主席批准，王家光到延安工人学校学习。临行前，毛主席亲切又语重心长地勉励他：“阿王啊，你参加了革命队伍来到延安，你是工人出身。工人阶级现在彻底解放了吗？没有啊，只有等全国全世界的工人阶级都解放了才是彻底解放。”主席嘱咐王家光努力学习，为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而奋斗。
1939年7月至11月，王家光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1939年11月至1941年9月，在延安中央社会部学习。
中央社会部成立于1939年2月，地点在延安枣园，主要培训学习专业知识，以完成在抗日根据地的锄奸肃特任务，并围绕这一中心任务发展敌占区和国统区的情报保卫工作，诸如情报、保卫、安全、反间谍等。
从1937年9月到1941年9月，王家光在延安整整四年，虽然生活是清苦的，但内心、精神是充实、激越、高昂的。后来多少年他常常回忆并说起那段岁月：清香的小米，艰苦而又朝气蓬勃的生活，领袖的亲切教诲……延安岁月，终身难忘。
1941年9月，王家光告别延安，东渡黄河，奔赴山西吕梁山晋西北第八专员公署工作，任公安分局审讯科长、局长。由于工作的特殊性，又化名王谦。1942年8月，晋西北军区改称晋绥军区，晋西北第八军分区随之改为晋绥第八军分区。晋绥分局成立后，王谦先后在晋绥二、三分区工作，并于1943年夏调入八分区工作，先后任公安分局局长、社会部长等职。1948年8月15日晋中行署成立，下辖三个专署，八分区属二专署(人们称二分区)，王谦任二地委常委。
1948年至1949年间，他参加了太原攻坚战，充分发挥自己在延安社会部学到的知识，勇斗宪兵、敌特，为太原的解放作出了很大贡献。太原解放后，任太原市公安局第四分局局长。
1949年底，又一批干部南下期间，他被确定调往北京。考虑到自己的祖籍为广东，想为家乡做些贡献，遂请示上级领导欲赴广东工作，获准，任广东省检察院副检察长。最后离休于广东省委视察室视察员。
1988年，王谦同志不幸逝世，享年79岁。
王谦同志于1943年与八分区女干事薛英同志结为革命伴侣。薛英系山西省柳林县孟门镇薛家坪村人，生于1927年，原名薛玉清，参加革命后易名薛英，曾在晋绥边区二、三、八分区工作。他俩结婚后育有五子一女，其中大儿子1944年生于边区医院(陕西神府县)，解放战争时期二、三子相继出生于山西。王谦南下广东的第二年，薛英携三个孩子也赴广东任职。四子即为邓志贤先生，1951年生于广东。其后，薛英又生一子一女。
王谦、薛英这对革命伴侣，一生为革命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为人相当低调，直至步入老年从不在人们包括孩子们面前讲功劳摆贡献，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想想已故的老父亲，看看90多岁的老母亲，也已步入老年的孩子们很想把父母亲的革命及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作一收集整理，以激励后人，邓志贤先生尤甚。怎奈老母亲年事已高，大多事情已记不起来了，即使重大印象深的也只不过是片言只语。如此，邓志贤先生便开始了远赴印尼，飞往父母亲曾战斗、工作、生活过的地方追寻他们的足迹，想还原父母亲一个完整的革命形象，以完成全家人魂牵梦萦的美好的心愿。
不过，王谦同志在山西这些部门工作的资料确系缺乏，确实是路漫漫其修远兮，这就须邓志贤先生及子女们不辞辛苦地去劳碌奔波，去挖掘收集，去整理求索。
看看开馆的时间已到，我们三人一起来到了晋绥边区第八分区革命历史纪念馆。天气晴朗，阳光明媚。纪念馆负责人梁夏同志早早在门口迎候我们。相互介绍后，我们一同进入纪念馆。
梁夏同志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富有磁性且富含激情的讲解，把我们带回到战火纷飞年代。一幅幅图片，一件件展品，一桢桢画面，她都作详细解说。
晋绥边区第八分区是晋绥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先后辖交城、文水、汾阳、离东（旧县名，在离石城东，后并入离石）、阳曲（西）、静乐、清源、太原、徐沟、榆（次）太、平（遥）介（休）等县，是晋绥边区的南大门，是保卫党中央所在地延安的重要屏障，是延安通往晋冀鲁豫、华东、华中的交通要道，是抵御省城太原之敌的前沿阵地。抗日战争最艰难困苦时期，八分区在护送高级干部往返革命根据地、八路军战士奔赴抗日前线和爱国青年奔赴延安等方面形成的秘密交通线被誉为“钢铁走廊”，“挤敌斗争”所取得的成就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赞扬。从1940年初到1948年8月解放，在8年多的战火洗礼中，八分区军民英勇奋战，前仆后继，以青春和热血铺就了胜利之路，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因而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彪炳史册光辉的一页。
我想：八分区军民面对敌人疯狂进攻而表现出的顽强不屈、不屈不挠的精神；在艰苦卓绝的斗争环境中所锻造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对党忠诚、胸怀全局、团结奋进、英勇顽强、担当作为、不辱使命、奋发向前的战斗精神应该是吕梁精神、延安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精神不仅激励着那一代代人夺取革命胜利，而且今天也同样激励着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开拓进取奋力拼搏努力奋斗。
当在“八分区组织沿革”处看到父亲王谦的名字时，邓先生眼睛一亮，那是激动、欣喜与满足交织的光色。他先是久久凝视着展板上的图片，那是父亲跋涉过的崇山峻岭、山山水水，那是父亲落脚驻足过的土坯矮屋、庙宇寺观，那是与父亲一道“反维持”“挤敌人”的纯朴而又坚强的山庄村民，那是父亲不知走过多少次护送干部、战士及爱国青年被誉为“钢铁走廊”的秘密交通线，那是跟父亲一道在艰难困苦境况下坚持抗战共同度过峥嵘岁月的一班领导同志们……既而，他的目光移向“八分区组织沿革”，把父亲的经历轨迹深深地镌刻于记忆的深处：第八专员公署：公安分局局长 王谦，中共八地委：社会部长 王谦，中共晋中二地委：常委 王谦。
为民族独立与解放而呕心沥血、浴血奋战甚至英勇献身的仁人志士，党组织不会忘记，共和国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历史不会忘记。也只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方得始终。
老闫有个提议，建立一个“晋绥儿女后代群”，让更多的晋绥儿女后代进群了解、重温当年父母辈的那段峥嵘岁月，更好地交流学习。我们都很赞成。
邓先生慨叹不虚此行的同时，准备奔赴下一站——吕梁市柳林县薛家坪村。那是他母亲的家乡，他要追寻母亲的革命足迹。
第二天，邓先生给我发过来多张薛家坪村的照片，那是黄河岸边的一座古村落。他告诉我：“薛家坪是我母亲的家乡，母亲家在当地属较殷实之家，但散尽家财，支持抗日，全部参加了革命……”
我坚信，薛家坪也是一方红色的沃土；我也相信，邓先生的这次山西之行，必定会心随所愿，自在如风，满载而归的。
诚邀海内外晋绥儿女后代来我们吕梁老区，共同追寻先辈的足迹，缅怀他们的丰功伟绩，让不朽的吕梁精神、晋绥精神发扬光大！（白尚立）
注：部分资料参考于邓志贤先生的美篇
古交八分区纪念馆参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