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曹汝谦
曹汝谦,原名儒谦,字效公,1905年10月4日诞生在应县下马峪村。父亲曹守祯,曾受到维新运动影响,思想较为开明。母亲郑氏,勤劳善良,粗通文墨,对曹汝谦的幼年学习成长有一定影响。曹汝谦12岁时,考入当时应县的最高学府——第一高小。
少年时期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
少年时期,曹汝谦开始接触革命思想,启蒙者是他的二舅父郑业和三舅父郑绩。郑业、郑绩同为北京大学学生,与高君宇是同学。他们在陈独秀、李大钊的影响下,参加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假期回来常讲述北京大学的革命活动,曹汝谦对这些消息非常感兴趣。每到假期,他都要到舅父家中住几天,听那些新鲜的革命道理。舅父从北京给他带回很多新书刊,如《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和一些刚刚翻译过来的列宁的著作,他都手不释卷地认真阅读。舅父还给他一幅从杂志上剪下的列宁照片,他把这些珍贵的礼物带回家里,装入镜框,端端正正地放在自己的床头。母亲问他:“这是个什么人,让你爱成这样?”他说:“这是我的老师,最好的老师,一辈子的老师。”崇敬之情,溢于言表。
在革命思想的熏陶下,少年的曹汝谦初步接受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他对妹妹曹妙仪说:“将来社会要实现共产主义。我们不要想继承祖业,这些房子、土地将来都要分给穷人。”
组建雁北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0年,曹汝谦从第一高小毕业,同年秋,即以优异成绩考入大同山西省立第三师范。他一入学,就带领同学们宣传反帝反封建。就在这年寒假,曹汝谦由郑业介绍,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年开
学后,他把舅父从北京带回的《新青年》等革命刊物秘密带到学校,在同学中传阅,并在同学中绘声绘色地讲述发生在北京的学生运动,介绍苏俄的十月革命,对军阀腐朽反动的统治进行无情揭露和批判。他很快联络了一部分思想激进的同学,组成了一个秘密的读书会,暗中学习、研究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不久,他发展了几位思想进步的同学加入青年团,组成了雁北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
团小组建立后,曹汝谦开始发动同学走出校门,在大同街头宣传发动群众。他们集会游行、发表演说,抵制日货,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掠夺,抗议“巴黎和会”给予日本在中国的特殊权益,古老的大同城呈现出一派生机景象。
曹汝谦的革命活动,引起大同统治当局的注意。他们几次指示三师开除曹汝谦,但由于三师校长尹我斋与汝谦的父亲是世交,不好下手,只是找汝谦谈话,规劝他不要参与社会活动,好好读书。曹汝谦没有为尹我斋的陈词滥调所动,继续在学校领导学生运动。一次,语文教师(清末拔贡)在课堂上大讲封建的伦理道德,咒骂革命运动。曹汝谦愤怒至极,挥笔写了一篇《气死我也》的文章,狠狠抨击了学校的腐朽教育和社会的腐败黑暗,对这位教师的迂腐和无知进行了无情的揭露。文章写出后,在三师引起了很大反响,进步师生拍手称快,那个语文教师气急败坏地找尹我斋提出辞职。尹我斋再也顾不得与曹守祯的世交关系,宣布开除曹汝谦的学籍。曹汝谦安排了一下青年团的工作,愤然离开第三师范,于1921年秋考入太原平民中学。
由于郑业和高君宇的推荐,曹汝谦一到太原,就与太原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接上了关系,成为平民中学青年团的负责人。平民中学是阎锡山控制最严密的学校,曹汝谦在这里开展工作异常困难,但他还是以顽强的革命精神,发动同学参加山西学生联合会和青年学会,购买阅读晋华书社的进步刊物,并在同学中召开时事座谈会、革命理论讲演会,终于在这个死角里点燃了革命的火种。
1923年10月,曹汝谦因参与“反曹锟”贿选活动,被校方开除。这时,正好高君宇回到太原,便动员曹汝谦到《向导》周报社工作。曹汝谦跟随高君宇到了北京,不久,高君宇介绍曹汝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向导》编辑部,曹汝谦负责收发、送报、通讯联络等事务工作。他机智勇敢,经常装扮成小伙计,把印好的周报掩藏起来,巧妙地送往各地,工作从未发生过失误。这期间,他刻苦学习马列主义著作,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铁甲车队的领导人之一
1924年夏,曹汝谦根据党的指示,随高君宇南下,准备报考黄埔军校。到广州后正遇上轰轰烈烈的沙面大罢工,斗争非常激烈,却缺乏指导干部。组织上说服曹汝谦暂不进黄埔军校,与高君宇立即参加罢工运动的组织工作。沙面大罢工坚持了一个月,迫使帝国主义取消了新警律。罢工胜利后,曹汝谦被分配到中共两广区委,结识了刚由欧洲回国担任两广区委委员长的周恩来。10月10日,广州商团发动叛乱,在周恩来亲自领导的广州各界群众平息商团叛乱的战斗中,曹汝谦不仅表现得勇敢、坚决,而且很有组织领导才能。周恩来很器重这个政治上比较成熟的年轻人,说服他放弃进黄埔军校的念头,让他到部队工作。因此,在组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早的一支革命武装——大元帅府铁甲车队时,就确定曹汝谦为领导人之一,而这时的曹汝谦年仅19岁。
铁甲车队刚成立一个月,就奉命支援广宁农民运动,打击力量较强的地主武装。党组织先是决定由曹汝谦留下来继续抓部队训练,但由于广宁的反动力量比较顽固,战斗时间持续较长,曹汝谦不久后也奉命率第3排到广宁增援。刚刚投入战斗没几天,因陈炯明要进犯广州,上级决定组织东征讨伐,两广区委命令曹汝谦星夜率第3排返回广州,参加东征。在东征军出师前,曹汝谦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率领第3排乘铁甲车活动于广州至石龙 (敌人占据)之间的铁路线上,沿铁路线发动群众,修补铁路、桥梁,保证火车的正常行驶,为东征开路。
1925年2月1日,东征军正式出师,曹汝谦率第3排作为东征的先锋部队,沿广东铁路开进,配合黄埔军校教导团攻击石龙、樟木头、平湖、深圳等处的敌人防线,所向皆克,并迅速将敌人破坏的铁路、桥梁、车站修复,完全控制了广九铁路,保证了东征军后方运输的安全,使东征军迅速向东进攻,打败了陈炯明。
6月11日,占据在广州的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乘革命军东征之机发动叛乱,铁甲车队奉区委命令迅速投入战斗。曹汝谦率领全体官兵忍着饥饿猛冲猛打,一鼓作气攻下了观音山。在这次战斗中,曹汝谦身先士卒,指挥有方,受到两广区委的赞扬。不久,他调离了铁甲车队。同年11月,铁甲车队并入叶挺独立团。
1925年春,曾任国民党湖北省主席的何成浚任鄂军总指挥。党为了加强对鄂军的工作,同年夏派曹汝谦担任何部的少将政治部主任。何部虽然人数不多,但经曹汝谦的积极工作,部队有很大起色,得到何成浚的信任。
1926年初,东征结束,何成浚的鄂军总指挥部撤销。这时,蒋介石正在阴谋背叛革命,要将何的部队统统划归程潜的第6军指挥。对蒋的阴谋活动,在广州的毛泽东、周恩来等一部分党的领导干部已有察觉,曹汝谦受他们的影响即联络了何部的一些进步军官,反对蒋介石的命令。同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驱逐在第一军的共产党员,曹汝谦亦离开第一军,随周恩来到上海做地下工作。
警卫二团的党代表
1926年底,蒋介石命何成浚组织鄂北绥靖处,何请调曹汝谦任少将政治部主任,党组织派曹汝谦再次到何部工作。不久,绥靖处撤销,曹汝谦以原筹建的部队为基础,加入新成立的湖北省政府警卫第二团,曹汝谦任该团党代表。
从警卫二团开始成立,周恩来就指示曹汝谦,迅速把这个团建成一支以共产党员为主体的革命武装力量。曹汝谦按照这一指示,迅速调了一批共产党员到警卫团。这个团是党中央直接掌握的一支武装力量,直接听命于党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担任着警卫党中央的重任。
大革命失败后,中央决定把警卫二团编入贺龙的20军,作为20军的教导团参加南昌起义,指示曹汝谦和张稼夫留在武汉转入党的地下工作。曹汝谦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分别把原在国民党军中工作的党员,安排在京山、黄岗、麻城、六安、亳州等群众基础好、便于掩护的地区,靠着机智勇敢和丰富的斗争经验,圆满完成了中央交办的兵运任务。
1927年秋,曹汝谦接到通知,要他随中共中央机关迁往上海。临上船时,中央又让他随何成浚的部队到北平去。曹汝谦匆匆向张稼夫交待了到上海的接头地点、人名和暗号,自己按照上级的指示,又转赴北平。
曹汝谦于1928年春到北平,在北平地下党的领导下,他利用其姑父丰玉玺是阎锡山部军长的关系,活动于阎部驻北平的部队中。但没过多久,他的活动就被北平警备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梁永泰发觉,并被逮捕。曹汝谦被捕后,机智地把自己的情况透露出去,让组织设法营救。党组织很快通过关系,将曹汝谦被捕的消息转告给何成浚,何立即与丰玉玺联名保释曹汝谦。梁永泰不得已将人放了,但依然派特务秘密监视曹汝谦。为了摆脱特务的监视,曹汝谦决定暂时离开北平。
不久,何成浚在郑州组织起讨逆军第五路总指挥部,曹汝谦根据党的指示,又以何部的总参议兼军需处长的身份到郑州做地下工作。时间不长,何的总指挥部被撤销,曹汝谦继续留在郑州做地下工作,但因他是知名人物,敌人到处搜捕他,后来,为了摆脱敌人的搜捕,他离开河南,又到了北平。
1929年春,曹汝谦回到家乡应县,做秘密的宣传组织工作。他发动有志青年投身革命,先后动员应县的王挺、曹克谦,山阴县的丰启祥、丰启营、杨清元等人,同他一起做兵运工作。
血洒中州 为国捐躯
1929年8月22日,曹汝谦接到组织密信,来到太原与党组织接上关系,被派往河南豫北新乡一带做兵运工作。他按照地下党的指示,与杨靖仁来到卫辉府西南的贺生屯,找到了将邻近12个屯的贫苦农民秘密组织成 “千民会”的马友春。曹汝谦先发展了马友春等几个积极分子入党,随后在贺生屯建立了党支部,动员群众把军阀混战时遗留在民间的枪支弹药收集起来,武装了100余名“千民会”会员,集中进行军事训练。不久,周围其他几个屯子的“千民会”会员也武装了起来,总共约300余人。
根据当时的形势,曹汝谦在贺生屯成立河南义勇军,经过一个多月的活动,河南义勇军的队伍迅速扩大。曹汝谦通过关系,做通了汲县县长的工作,同意义勇军在汲县范围内公开活动。于是,他把司令部设在汲县城内。到11月,部队已扩大到500多人,城外驻的两个团也初具规模,大家只等年关一到,就发动武装起义。
就在这时,豫北警备司令张万庆侦知曹汝谦早已被国民党通缉,便想将这支新生的革命武装扼杀在摇篮里,并设法抓捕曹汝谦。
1929年11月30日凌晨,曹汝谦刚躺下不久,就听到一阵激烈的枪声在卫辉城头响起,他判断情况有变,马上令杨靖仁带领司令部的同志乘夜冲出城去,自己留下善后,并与敌人展开枪战。清晨,马友春在掩护大部分同志突围后,因负伤被俘。张万庆见没有抓到曹汝谦,下令全城搜查,折腾到上午9点一无所获,遂将马友春等17位义勇军战士杀害。
就在敌人准备撤军的时候,曹汝谦藏身的地方暴露了,张万庆立即派重兵将其藏身之处围了个水泄不通。曹汝谦见已暴露,便整了整衣服,从容不迫地走了出来。
曹汝谦被捕后,面对敌人的威胁、利诱、酷刑,始终一言不发,张万庆束手无策,下令把曹汝谦押到杀害马友春等人的地方去行刑。在从卫辉城里到西门的路上,曹汝谦边走边对围观的群众讲演,号召同胞们起来,为推翻国民党新军阀而斗争。
走到刑场,曹汝谦看到被杀害的战友,心中无限悲恸。他怒视着张万庆,厉声说道:“共产党人是杀不尽、斩不绝的,死算什么,看人民起来为我们报仇吧!我倒要你们想想你们这些残害人民的刽子手的下场!”
张万庆看着坚强不屈的曹汝谦,声嘶力竭地叫喊:“快给我砍了!砍了!”刽子手用刀砍曹汝谦的腿,强迫他跪下,他挣扎着站起来,顽强地挺立着。惨无人道的敌人把曹汝谦的头砍下来,抛入卫河,让水冲走,并不准群众收尸安葬……
新中国成立后,应县人民政府把曹汝谦的英名镌刻在烈士纪念塔的丰碑上,千秋万代,永远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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