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水女英烈纪略及思考

编者按：有人称文水是“女杰之乡”，历史上出现过不少很有影响力的女性。特别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武则天，“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女英雄刘胡兰，成为文水女性的典型代表。原文水县人大副主任刘五一同志长期从事红色文化的研究，收集整理了革命战争时期文水县的九位女英烈的事迹，并对红色文化的挖掘、抢救、宣传、保护提出了建议。

桃花红雨英雄血
陵山峪水胡兰魂
——文水女英烈纪略及思考

文水自古人杰地灵，产生了许多具有历史影响的人物。其中女性尤为突出，涌现出一代又一代巾帼不让须眉的传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斗争中，以刘胡兰为代表的女英烈群体，再次用鲜血和生命书写了现代史上彪炳千秋的英雄篇章。
据《文水县志》和《文水县教育志》记载，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文水有名有姓的女英烈共有九位（无名烈士未能列入统计）。其中载入《文水县志》七位,分别是：刘胡兰、李重英、张芳仙、李光明、韩桂英、田麦子、常马英,她们均为国家民政部批准的革命烈士。载入《文水县教育志》两位,分别是：李桂莲、赵玉芳。她们被列入该志书“英烈名录”。
刘胡兰，1932年生，中共党员，云周西村人。10岁起参加抗日儿童团，带领伙伴站岗放哨，侦查敌情，运送武器弹药等。1945年1月参加西社夺粮战斗。同年10月参加党组织举办的妇女培训班。结业回村后，担任村妇救会秘书，积极参加支前、对敌斗争等革命活动。1946年5月调任第五区“抗联”妇女干事。6月被吸收为中共预备党员，并被调回云周西村领导当地的土改运动。1946年冬，国民党阎锡山军大举进袭文水平川，上级决定大部分干部转移上山，刘胡兰恳求党组织把她留下坚持地下斗争。
1947年1月12日，刘胡兰因叛徒告密被捕。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刘胡兰坚贞不屈，视死如归。审讯中，她义正辞严地回答：“怕死不当共产党”！敌人将同时被捕的六位革命群众当场铡死，刘胡兰昂首挺胸，大义凛然，从容地走向铡刀，英勇就义。刘胡兰用她15岁的年华谱写了一曲中华民族的青春赞歌，竖起了共产党人的英雄丰碑。毛泽东为她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中共晋绥分局追认她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2009年建国60周年前夕，在全国评选的“双百”人物中，刘胡兰被选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她的事迹永载共和国史册。
李重英，1924年生，中共党员，南明阳村人。1935年11岁的重英考入城内女子高等学校，受到李虎臣等进步老师和地下党员的熏陶。1936年红军东渡在她年幼的心中埋下了革命的火种。1938年春天，重英参加了山西工人武装自卫队，在文水平川开展抗日救亡工作。1939年秋，在三道川程家庄参加了由县委民运部长刘斌主持举办的为时两个月的干部训练班。结业后，在苏家堡村以小学教员身份从事抗日活动。在艰苦的革命斗争环境中，重英被地下党员刘斌的事迹感染，并发展为纯洁的爱情，1940年二人结为连理。同年重英调任文水一区妇救会秘书，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1年李重英奉命上山接受组织培训，毕业后分配到交西六区担任区妇女秘书。她积极组织群众反扫荡、反维持、捉汉奸、除恶霸，开展边山对日斗争。1942年2月28日交西六区干部在桃花沟开会。组织上考虑到重英怀有身孕行动不便，让她在曲里村老乡家隐蔽。但是，开会的消息却被据点的日军获知。当重英得悉敌人准备突袭桃花沟后，她不顾身孕，冒着纷飞的大雪和凛冽的寒风，踏着被冰雪封堵的山路，向五里外区里正在开会的桃花沟报信。当她艰难地赶到会场，刚刚报告敌人袭击的消息后，会场已被日军包围。突围中李重英受伤被俘。面对敌人软硬兼施的审讯，她慷慨激昂地回答：“我中华四万万同胞不可侮，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凶残的日寇用刺刀将重英刺死，又惨无人道地剖开她的下腹，将腹中孕儿挑出，抛向荒野。李重英牺牲时年仅18岁。
张芳仙，又名张爱玉。1920年生，南庄村人。1920年张芳仙出生在文水南庄镇一个富裕家庭。其父亲张体温曾是祁县乔家掌柜，但因病早逝遭致家庭败落。芳仙自幼在村读私塾，她聪慧伶俐，知书达理，很受街坊邻里喜欢。
1938年抗日斗争的烽火在张芳仙的家乡燃烧。当时，驻扎在云周西村的山西工卫旅晋中办事处和文水县抗日民主政府在南庄镇召开动员大会，工卫旅领导和抗日民主政府县长顾永田激昂生动的演讲，使芳仙和村里一批热血青年受到极大的鼓舞。1939年文水县游击大队大队长周文彬在南庄一带的对日斗争更加激发了她的报国热情。为了阻止芳仙参加社会活动，家里为她包办婚姻，匆匆忙忙撮合成婚。就在准备“入洞房”的当晚，芳仙毅然冲破家庭封建世俗的藩篱，偷偷离家出走，奔赴西山，参加了山西新军工卫旅宣传队。
期间张芳仙随队转战，从晋西北到陕西延安，从黄土高坡到山东平原，一边参加战斗，一边宣传演出，表现了英勇无畏的斗争精神和卓越的智慧才能。1940年部队在山东某地对日作战中，张芳仙壮烈牺牲，时年20岁。
李光明，1925年生，中共党员，云周西村人。李光明原籍祁县县城，1937年“七七事变”后，祁县城遭日寇轰炸，全家逃难到云周西定居。不久她姐姐李光清上山参加革命队伍。在姐姐的影响下，李光明就读于交城永田中学，后被分配到文水西城村、西石侯村以教员身份为掩护，从事抗日活动。1945年1月，李光明调文水二区从事妇女工作，同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期间，她受组织安排回云周西村发动妇女参加反奸反霸斗争，与刘胡兰一起工作战斗。她带领刘胡兰等同伴到贯家堡村参加妇女干部训练班，并接受区委安排，抓紧培养刘胡兰入党。
1946年秋后，李光明抽调到位于边山的七区马东村参加土改。1947年4月，阎锡山军包围马东村，李光明等17名区村干部被捕，当场16名身佩武器的男同志被杀害。李光明因农妇装饰，敌人未搞清身份，被带回县城关押。之后又被押到太原监禁。
1949年4月7日，太原解放的前17天，年仅24岁的李光明被阎军五花大绑，残暴杀害。
韩桂英，1909年生，中共党员，贯家堡村人。她的丈夫李宝荣，抗战初期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和农会秘书、八区党委组织委员。儿子李明则，年轻的共产党员，参加村游击小组，坚持敌后武装斗争。
抗战时期，李宝荣积极领导贫苦农民开展减租减息，反奸反霸斗争。韩桂英也经常提着篮子，以走亲戚为掩护，到日寇据点信贤村侦察敌情。
1947年夏平川形势恶化，阎军到处搜捕共产党人，韩桂英一家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仍坚持斗争。1948年1月11日，因叛徒告密，阎军把李宝荣包围在祁县丰固村，在无法脱身的情况下，为保守党的秘密，他毅然投井殉难。李明则得知父亲牺牲的消息后，擦干眼泪偷偷回到村里，他叮嘱母亲说：“妈，我在外边活动豁出去和敌人拼了。你一个人留在家里，万一被敌人抓住，可不能乱咬同志。那样对不起党，也对不起我死去的爹。”还没等儿子说完，韩桂英坚决地说：“快去干你的，妈绝对不是那种怕死的人。”
李明则因昼伏夜出，露宿野地受凉，得了伤寒病。母亲把他藏在共产党员武茂功家的一个空院里。不料第二天就遭到阎匪包围。李明则拖着极度虚弱的身体爬到院里，使尽全身力气将手榴弹投向房上的敌人，终因身疲力尽，手榴弹未能投到房上就在院里爆炸。疯狂的敌人向他扑来，紧急关头，李明则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牺牲时他年仅19岁。
1948年5月9日，在李明则牺牲当日，阎军包围韩桂英家。强忍着丈夫、儿子牺牲的悲痛，韩桂英临危不惧，以死拒敌。她抱着宁死不投降的决心，吞下早已准备好的鸦片，一头栽进水缸。敌人把她拖出，追问村里共产党组织情况，她毫不吐口，从容应对，让敌人一无所得。最后，因鸦片毒性发作，悲壮牺牲。韩桂英一家三口共产党员，坚强刚烈，献身革命，被誉为“英烈一家”。
田麦子，1908年生，东宜亭村人。田麦子娘家下曲村，嫁东宜亭村袁锦文为妻。
抗日战争中袁锦文为我方村长，他为八路军游击队运送粮食、布匹，被日伪军捕杀于文水县城。麦子继承丈夫遗志，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46年她担任我晋绥军区地下联络员，利用住在县城的妹妹及侄女，经常在阎军驻地及周围侦察敌情。侄女平海香把侦察到的情况绘成图纸或写成文字交给田麦子，再由麦子转交我部队联络人员。由于情报准确及时，在1946年我军第二次攻打文水城战斗中起了关键作用。
1948年1月，为防止阎匪垂死挣扎、血腥屠杀，上级通知田麦子等地下联络员迅速转移上山。麦子当晚在她家秘密开会，安排下一步斗争方式和工作任务，准备第二天一早上山。不料阎匪特警组和民伪军连夜闯进屋子，将麦子强行抓走。在严刑拷打的审讯中，田麦子顽强抵抗，并叮嘱年轻同志设法逃脱。
1948年1月11日，在刘胡兰同志牺牲整整一年后，敌人以“暗通共匪”罪名，在东宜停村外的旧庙前，召开行刑大会。将田麦子等同志绑到刑场。先用乱棍打倒，后用刺刀连捅，田麦子与几位同志一起壮烈牺牲。
常马英，1908年生，上河头村人。马英娘家西明阳村，嫁上河头村马兆有为妻。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上河头村有20余名农家子弟投身革命，他们锄奸反霸，英勇杀敌，被当地人称为“十八罗汉”。为开展秘密活动，常马英成为“十八罗汉”与区委的地下联络员。1944年丈夫病逝后，全家老小六口人的生活重担落在马英身上。她夜以继日为生活操劳，并坚持做好地下斗争。
1947年春，六区区委决定在常马英家院里秘密挖个地窖，作为我方人员下山后接头和开会的地点，马英一家积极支持配合。地窖挖成后，遇到情况紧急，常有区村干部和民兵在内隐蔽。马英则向对待亲人一样送水送饭，站岗放哨，秘密掩护。
1948年2月3日，民兵阎志富、李振隆等六人在地窖内隐蔽，被伪村副发现告密。阎伪武装将常马英院子团团包围，阎志富等奋力突围。我方民兵撤走后，敌人把常马英抓到北明阳村乡公所内进行拷问。马英坚贞不屈，拒不吐露真情。凶恶的敌人对她进行毒打，将她的乳房割掉，施以种种法西斯暴行。但这位坚强的农家妇女，始终不回答敌人问话。最后常马英被阎匪杀害于北明阳村西南。
李桂莲，文水城内人。我民主政府教师，文娱宣传队队员。
1946年秋，县民主政府教育科组织教师宣传队，利用假期深入乡村，通过写标语贴传单、教唱革命歌曲等活动，对人民群众进行政治时事、土改政策和对敌斗争的教育并利用收集到的资料，编写剧本、歌曲教材。
李桂莲利用教师身份，开展对学生进行革命思想教育，并积极参加县教育科组织的文艺宣传队活动。1947年在阎锡山政权进行“三自传训”的白色恐怖中，李桂莲不幸被抓，她坚强英勇，宁死不屈，残暴的阎军用刺刀将她刺死。
赵玉芳，1918年生，信贤村人。我民主政府教师，文艺宣传队队员。
1945年8月，由县教育科委派参加我民主政府教师工作，后抽调教员宣传队，从进行流动宣传，开展平川地下斗争。
1947年6月23日，赵玉芳因便衣侦探告密，在信贤村被闫军编37师抓捕。在一个多月的狱中严刑拷打折磨中，她依然吟唱宣传队排练的节目“血泪仇”歌曲，始终坚贞不屈，未向敌人吐露任何真情，充分表达了革命战士视死如归的坚定信念。最后，赵玉芳在祁县下古賢村被阎军用刺刀活活刺死。
桃花红雨英雄血，陵山峪水胡兰魂。为了共和国的诞生，九位女英烈将她们一腔热血洒在文水大地，洒在他乡战场。她们尽管年龄不同，职业不同，牺牲的历史时期不同，我们所掌握和了解的生平事迹也有多有少，但都是中华民族革命史上永垂不朽的忠诚战士，是文水这块土地上孕育和成长的优秀儿女。
以刘胡兰为代表的九位女英烈，是文水人民的骄傲，是文水女性的骄傲。她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诠释了伟大的“文水精神”和“胡兰精神”，在文水妇女运动史上书写了光辉而凝重的一页。为了更好地宣传她们的事迹，学习她们的精神，我有几点感受。
一、文水女英烈的事迹是我们传承红色基因，弘扬胡兰精神的生动教材。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此，县委、县政府做出了“传承红色基因，弘扬胡兰精神”的决定。什么是胡兰精神？胡兰精神的核心是什么？我们可以从刘胡兰等九位女英烈身上找到答案。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她们坚信共产党的领导，英勇顽强地投身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为了民族利益和人民大众利益，不畏艰难，不避风险，不顾家庭和个人利益，不惜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为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奋斗到最后一息。概括她们的精神就是：“以党的事业为重，以国家、民族、人民利益为最高利益，顾全大局，临危不惧，不屈不挠，英勇奋斗，敢于担当，不怕牺牲”。我理解这就是伟大的胡兰精神，它的核心就是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精神。我们传承红色基因，应当充分发挥家乡的红色资源优势，唱响刘胡兰，唱响文水女英烈，用身边生动的教材感化后人，让胡兰精神代代相传。我最近所知，东宜亭学校每年清明节都要组织学生到田麦子烈士墓碑前接受教育，这就是他们传承红色基因，弘扬胡兰精神最实在的行动。
在当前新的历史条件下，弘扬胡兰精神，应当站着时代前列，立足本职工作，在以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胸怀大局，脚踏实地，联系群众，关注民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不懈奋斗。
二、“文水精神”是“胡兰精神”产生的基础，“胡兰精神”是“文水精神”的升华。
我们所指的“文水精神”，是特定历史阶段具有时代文化特色的地域主流文明。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文水儿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参军参战，出人出力；舍家舍财，支援队伍；不惜牺牲，掩护革命。在文水这块土地上，产生了威震敌胆的晋中平川第一个抗日游击队；开辟了通往延安的地下交通线，护送刘少奇、彭德怀、刘伯承、贺龙、陈毅、陆定一等领导人安全往返延安；抗战期间，文水是山西中路各县中出兵、出粮、出钱最多的县，当时卓有成效的抗日活动被《抗战日报》誉为山西中路的模范县；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刘胡兰等数千名儿女献出了生命；常马英式的文水“红嫂”遍布全县各个乡村，她们掩护革命同志的事迹举不胜举。正因为如此，在晋绥边区和八分区树起了大家公认的“文水精神”。曾经担任晋绥八分区领导的康世恩、康永和、罗贵波、彭敏、甘一飞、米建书等同志，在建国后不同场合都高度赞扬了文水军民伟大的斗争精神和奉献精神。
在文水九名女英烈中，李重英、张芳仙是抗战初期参加革命的，她们的事迹给刘胡兰幼小的心灵以极大的感染。笔者曾听刘胡兰的入党培养人吕雪梅回忆，李重英的事迹她就多次给刘胡兰讲过，对刘胡兰有着深刻的影响和教育。与刘胡兰同村的烈士李光明，既是与刘胡兰并肩战斗、并接受区委安排的刘胡兰入党培养人，又是直接受刘胡兰精神感染，为革命英勇牺牲的后来人。刘胡兰同志牺牲后，她的事迹激励着文水儿女，韩桂英、田麦子、常马英、李桂莲、赵玉芳等同志英勇奋斗、慷慨赴死的壮举，无不受到刘胡兰精神的鼓舞。因此我们应当把“胡兰精神”视为“文水精神”的魂灵，它是文水先烈们用鲜血和生命共同铸就的伟大时代精神。
三、文水女英烈的成长有其特殊的历史环境和人文背景。
在九位文水女英烈中，有张芳仙一位是军队系统战斗牺牲的，其余都在地方斗争中被杀害。其中李重英、李光明、刘胡兰是区干部，李桂莲、赵玉芳是教师，其他都是村干部或农妇。寻访他们各自不同的成长轨迹，有一条是共同的：就是在风起云涌的革命大潮中，接受了共产党的思想教育，在斗争的实践中经受了熏陶和考验。其中李重英、张芳仙、李光明、刘胡兰、韩桂英、李桂莲、赵玉芳都受到党的组织和革命队伍的教育培训。李重英走上革命道路，与她在文水女高上学时的进步教师，时任晋西游击队大队指导员的李虎臣教育引导有很大关系。云周西能产生刘胡兰等同时英勇就义的“七烈士”，产生两位女英烈，与该村“小延安”的环境熏陶有很大关系。李光明还直接受到早年投身革命的姐姐李光清影响。而李重英又受到革命伴侣刘斌影响。对张芳仙烈士的家庭背景我们了解甚少，但她参加革命的时间、地点不同凡响。张芳仙1939年参加工卫旅前，1938年秋山西工卫队（工卫旅前身）在南庄村召开文水、交城、清徐三县一万多人参加的动员大会，工卫队负责人和抗日民主政府县长顾永田在会上发表了激情澎湃的演讲。文水抗日游击队二大队队长周文彬期间在南庄一带活动，在当地发展了百余名队员。1939年春的“北胡战斗”后，工卫队又在南庄一带动员了一批青年入伍。可以分析，张芳仙就是在该南庄村当时如火如荼的抗日环境中走上革命道路的。农村妇女韩桂英、田麦子、常马英等都不同程度受到革命队伍中丈夫、子女、亲属的思想影响。除此以外，我们的英烈们，把中华传统文化中精忠报国、舍己为人、见义勇为、嫉恶如仇等思想精髓，融入革命斗争的洪流，进而升华为常人难以想象的英雄壮举。
四、应当更加重视对红色文化资源的宣传、挖掘、抢救、保护。
文水是一块红色的沃土。战争年代文水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积累了宝贵的红色文化资源。九位女英烈的事迹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但她们的精神足以让我们高山仰止，代代相传。这些红色资源是文水的精神财富，是不可复制的文化宝藏。应当感谢我们的革命老前辈、史志工作者、红色文化志愿宣传者，多年来他们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满怀深情地回顾传承，默默无闻地挖掘整理，千方百计地抢救收集，留下了许多珍贵史料。但是，岁月沧桑也在无情地侵蚀和湮灭着这些历史宝藏。随着知情人的离去，有些失散的史料可以说无法弥补。为了查找张芳英烈士资料，我走访多个地方但获得甚少。田麦子烈士的事迹，也是辗转从一位义务宣传者资料中获得。由此对资料档案抢救工作的迫切性深有感触。我们在此呼吁，县委县政府、有关部门，应当高度重视对我县红色文化资源的利用和保护，要投入必要的人力财力，特别要规划形成一些可供永续保存的硬件设施，加以传承弘扬。要把竖立文水革命烈士纪念碑、纪念馆的方案尽快列入日程，要像修缮孙谦故居那样，不断加强对红色文化资源的宣传保护。
2024年，我们将迎来新中国成立75周年。此时此刻，让我们向为建立新中国做出贡献的英雄烈士表达由衷的怀念和敬仰。（原文水县人大副主任刘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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