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昌 山西省早期青年运动、工人运动的卓越领导人

1913年-1918年

1913年至1918年，贺昌在柳林镇小学读书，他的父亲贺雨亭，是清末拔贡，学识渊博，思想开明，为人正直。少年贺昌深受其父影响，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爱国报国的种子。贺昌曾在一篇作文中写到：“国家灾难临头，应挺身而出，即使牺牲也不退缩。”

1918年，贺昌考入离石县立高级小学（今贺昌中学的前身）读书，在校期间，结识了从该校毕业后在太原、北京等地上学的张叔平、李燕熬、田开疆等进步青年，他的班主任也是一位具有爱国思想的进步人士，受他们的影响，贺昌的思想更加活跃。

1919年-1921年

1919年五四反帝爱国运动波及到吕梁山区的离石时，年仅13岁的贺昌立即投身于反帝爱国运动的洪流中，和学校进步师生一起组织罢课，声援北京等地的学生运动。

1920年春，贺昌随父来到太原，进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读书。这是山西最早的一所官办中学，五四运动前，曾以“校规森严、秩序良好”被当局授予“模范中学”的称号。五四运动后，省立一中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的高君宇利用寒暑假，常回该校宣传马克思主义，使该校学生思想日渐活跃。进步学生王振翼在高君宇的帮助下，创办了山西最早的进步刊物《平民周刊》，揭露阎锡山的反动统治，唤醒山西人民的革命意识。贺昌入校后，结识了高君宇、王振翼等人，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

1920年7月，高君宇暑假回乡，在省立一中召集进步学生王振翼、贺昌等开座谈会，宣传马列主义，批判无政府主义等各种错误思潮。在高君宇的帮助下，1921年5月1日，以“唤醒劳工，改造社会”为宗旨的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宣告成立，王振翼、贺昌先后成为团组织的负责人。

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把进一步研究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一项重要任务，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山西得到广泛传播。团组织首先把《平民周刊》作为团的机关刊物，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张，揭露阎锡山的反动统治，鼓舞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平民周刊》作为山西最早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刊物，对传播新思想、新文化，进行共产主义启蒙教育，引导山西青年走上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晋华书社是山西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又一阵地，创办于1921年9月，贺昌以股东身份集资创办了书社。书社推销的进步书刊主要有《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入门》以及《中国青年》、《先驱》等。1921年10月，贺昌和青年团员刘廷英在省立一中又发起组织了青年学会，以“研究学术，服务社会”为宗旨，编辑出版《青年报》，设置图书室，订购许多进步书刊，吸引了大批学生来这里读书，使他们从中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而走上革命道路。青年学会内设立了平民小学，吸收附近的贫民子弟学习文化知识。贺昌经常在平民小学讲课，在讲解文化知识的同时，向他们灌输革命道理，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以后又增设了成人夜校，吸收工人来听课，传播文化知识和革命思想。贺昌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的向工人阐述革命道理，引导他们为求生存、谋解放而斗争。

1921年底，团组织负责人王振翼离开山西赴北京工作，贺昌成为太原团组织的负责人。在深入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过程中，贺昌的思想也在不断地成熟。1922年5月1日，由贺昌负责编辑出版了《五一特刊》，这一特刊围绕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系列问题加以阐述和评论。在《发刊的旨趣》中，号召：“无产阶级的同胞们，醒来吧！组织起来！联合起来！同盟罢工是达到我们目的的唯一方法！”针对当时帝国主义列强利用宗教活动愚弄群众，散布所谓“上帝主宰一切，祸福穷富命中注定”的滥调，贺昌撰写了《认清我们的仇敌——基督教》和《庆贺劳动者的大团结》两篇文章，前者揭露基督教的本质“完全是帮助资本家掠夺劳动者，扶持资本家压迫劳动者，欺骗一般无知的笨东西。”（《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二集，上册，58页、60页。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后一篇文章则是为庆贺全国第一次劳动代表大会的召开而写的。《五一特刊》的编辑出版，是贺昌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不断提高的一个重要标志。

1922年-1923年

1922年6月，太原团组织根据团的一大通过的团章规定，选举成立了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7月改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太原地方团执行委员会），年仅17岁的贺昌被推选为太原团地委书记，担负起领导山西青年革命运动的重任，9月下旬至10月间在京由高君宇、邓中夏介绍由团转党后，于10月30日被增补为团中央执行委员，11月至12月间返回太原指导山西青年运动，成为团中央驻外委员和5位执委中最年轻的一位，并于12月24日当选为太原团地委第二届执委会书记，亲自领导了太原正太铁路工人12月的总同盟罢工斗争。由于受到阎锡山当局的监视与跟踪，经团中央同意，于1923年1月赴北京团中央工作，先任团中央机关刊物《先驱》发行主任，2月接任团中央经济主任。期间，曾回太原参加山西省立一中的毕业考试，并到石家庄指导工人运动和青年团工作。此后，贺昌在继续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宣传的同时，积极投身到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之中。

学生运动的领袖工人运动的先驱

随着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发展，阎锡山对此深感不安，采取种种手段进行压制，致使“书报往来”常被“当局检查扣留；印刷出版等物，时常禁止递送；集会结社，无时不受干涉，学校受制于军阀，来绝个性，纯讲服从。”（贺昌：《太原的青年团体》，载《先驱》第12号，1922年10月15日。）特别是省立一中的校长魏日靖上任之后，对学生严加管制，并采取每星期考试制，不及格者留级，违反校规者开除，以此来捆绑进步学生的手脚。1922年暑假考试时，校方故意出难题，致使200多名该升级的学生未升级，十几名应届毕业生未毕业，而这些学生多数属于政治上进步的学生。为此，贺昌决定发动省立一中学生掀起驱逐反动校长的斗争。

1922年9月初，省立一中开学后，贺昌、刘廷英以青年学会的名义召开学生大会，揭露魏日靖打击、限制学生参加政治活动的劣行，号召学生罢课，并通过了罢课宣言，提出了“反对封建独裁”、“要求政治活动自由”的口号，要求当局撤销魏日靖的校长职务。会后，贺昌发动学生到省教育厅请愿，派出十多名学生代表去和教育厅谈判，结果，省教育厅不但没有答应学生的要求，还将学生代表扣留了一夜。面对当局的蛮横行径，贺昌指示刘廷英等十几名学生冲入校长室，将魏日靖赶出了校门。阎锡山得知此事后，立即派政务厅长崔廷献、警务厅长南桂謦、教育厅长虞铭新带领警察冲入省立一中，逮捕了刘廷英等19名驱赶校长的知识分子。但学生们没有被他们的暴行所吓倒，将虞、南、崔三人关在了校长室，一致要求释放被捕学生。阎锡山又增派一个步兵营将一中包围起来，企图胁迫学生释放虞、南、崔三人，恢复上课。广大学生在贺昌的秘密指挥下，手执棍棒，进行自卫。学生与军警一墙之隔，对峙了三天三夜，终于迫使阎锡山释放了被捕学生。正是在罢课的情况下，贺昌被中共第二届中央委员、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邓中夏的邀请，离晋赴京汉铁路高碑店工人俱乐部开展工人运动，并辞去太原团地委书记职务。此事于9月24日团中央在上海召开的第19次执委会议上得到认可。

省立一中反校长斗争坚持了半年之久，终于取得了胜利，魏日靖被免职。

1922年5月，王振翼参加青年团一大和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后回到太原，向贺昌等传达了大会精神。经过研究，决定在太原市组织赤色工会，发动工人罢工。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和准备，1922年5月和9月，在贺昌的领导下，太原大国民印刷厂和制革厂工人先后举行了罢工斗争，成为山西工人运动的开端。

大国民印刷厂是一个只有60多人的私营企业，这个厂的工头彭太仁是资本家的忠实走狗，对工人百般虐待，后来被工人赶跑了，但不久又被资本家请了回来，重新骑在工人头上作威作福，激起全厂工人的愤怒。针对这种情况，贺昌决定发动全厂工人罢工，并起草了《罢工宣言》和《告群众书》，组织团员和进步学生四处散发。5月16日，罢工开始。17日，贺昌等根据事先的安排，一面召集全市印刷工人在纯阳宫集会，号召大家团结起来，举行同盟罢工，声援大国民印刷厂工人的斗争；一面采取合法的斗争形式，呈请太原市公安局，批准成立印刷工会组织。但由于反动当局的干涉，印刷工会组织未能成立，同盟罢工也没有实现，这次罢工以失败告终。同年9月，太原制革厂工人举行了罢工，要求开除厂内欺压工人的监工、工头。这次罢工由于作了周密的准备，事先成立了工会组织，再加上工人斗争态度坚决，所以取得了胜利。贺昌从大国民印刷厂工人罢工失败和制革工人的斗争胜利中认识到：工人阶级只有团结一致，成立工会组织，斗争到底，才能取得胜利。

1922年底至1923年初，山西铁路工人运动汇入了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的洪流中。1922年10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派刘明俨来到太原指导铁路工人运动，在刘明俨等的领导下，在石家庄成立了正太铁路工业研究会传习所，随后，太原、阳泉也成立了同样的组织。12月初，正太铁路工业研究会传习所改名为正太铁路总工会，在太原、阳泉设立了分会。贺昌担任了太原区分会秘书。他经常深入到铁路工人中间，了解他们的疾苦，鼓励他们起来斗争。12月15日，在正太铁路总工会的领导下，正太铁路工人举行了全线总罢工，要求路局增加工人工资，减少工时和改善工人生活待遇等。太原区分会在贺昌的领导下，积极响应罢工，并组织了工人宣传队、纠察队，散发《罢工宣言》，向各界宣传罢工原因、复工条件，维持罢工秩序。在全线工人的坚决斗争和全国各地工人的声援下，正太铁路工人罢工终于取得了胜利，路局被迫答应了工会提出的复工条件。

1923年1月，贺昌赴北京就任团中央执委，先后任《先驱》发行主任和团中央经济主任，并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同年7月赴上海大学学习，并参加中共上海大学组的组织生活。先后担任第三、四届团中央执委、农工部长、劳动部长、共青团湖北省委书记、南方局宣传部长、北方局书记兼顺直省委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政治委员、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 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奉命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与项英、陈毅等人组成中共中央分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办事处，担任中央分局委员、军区政治部主任等职，继续在南方革命根据地领导红军和游击队坚持斗争。1935年3月10日，贺昌在率领部队突围时，于江西会昌河畔遭敌人伏击，壮烈牺牲。这次突围中，牺牲的还有赣南省委书记阮啸仙等人。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主要领导人陈毅在《哭阮啸仙、贺昌同志》一诗中沉痛地写道：“环顾同志中，阮贺足称贤。阮誉传岭表，贺名播幽燕，审计呕心血，主政见威严。哀哉同突围，独我得生全。”表达了他对贺昌等同志的敬佩与怀念。

中央苏区军事斗争的实践，使贺昌一步步成长为出色的红军高级将领和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者。1934年1月22日，他出席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  

贺昌在红军总政治部做的一件最大的事，就是协助王稼祥筹备、召开了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继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于1934年2月7日至12日在瑞金沙洲坝中央政府大礼堂召开的这个会议，受到了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高度重视，博古、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都到会并讲话。会议总结了红军建军以来的政治工作经验，进一步提出了红军政治工作的任务、目的和要求。确定了红军政治工作的总方针和具体的工作方法。会议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的战略口号，给此后的人民军队建设以深远影响。贺昌在会前几个月，就会议议程及根据议程拟讨论的各种问题，作了深入的调研，提出了详细的意见。这些意见在由王稼祥和他联署发布的总政第七号训令即《关于游击队工作的训令》、《关于争取白区群众发展游击运动扩大苏区的训令》等指示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会议期间，贺昌主持大会，并在讨论阶段作重要发言。贺昌的发言内容在会议期间由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斗争》发表。其重点在于从保证红军军事技术与组织纪律性、革命警惕性的提高，支部工作的进步，赤少队与红军后方工作的加强等方面，阐述进一步做好红军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会议结束之日，贺昌致闭幕词，强调要“用政治工作来保证上级命令的执行，保证每一个战斗的胜利，保证军委统一意志的实现，以争取五次反‘围剿’决战的胜利”。贺昌的上述言论，虽然因为组织纪律的约束等原因，字面上仍然少不了“左”的一套，但其精神却是积极的、科学的。这些思想和文件对当时革命军队正规化建设，对于增强部队的战斗力，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血洒苏区的英烈。尽管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希望以加强政治工作使红军更加强大，保证第五次反“围剿”一如既往获得胜利，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还是把事情的结果引向了反面。主力红军不得不于1934年10月10日晚拱卫中央机关，从红都瑞金撤离，踏上西征之路，作战略大转移——长征。与此同时，成立以革命家、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中共和红军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新四军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抗日名将项英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分局，和以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诗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开国元帅陈毅为主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和以项英为司令员兼政委的中央军区，领导中央苏区的游击战争。贺昌也被留下，担任中共中央分局委员、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而此时，陈毅、贺昌都是腿伤未愈的半残废。  

主力红军走后，国民党军队很快占领了中央苏区。然而，项英执迷于主力红军很快就会打回来，重建中央苏区，迟迟不肯转变思想方法、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致使苏区人民和留下打游击的红军陷入越来越艰险的境地。1934年11月23日，苏区的最后一个县城会昌县城被敌占领。这期间，中央分局开会讨论目前形势及对策。以项英为代表的一方仍然主张倾全力保卫苏区，等待主力回师反攻。中央军区的主要任务是“掩护主力红军的转移，保卫中央革命根据地。”以陈毅为代表的另一方则主张转变思想，分散游击，保存力量，待机而动。贺昌这些日子常跟陈毅在一起谈论局势与出路，总结红军历次反“围剿”和根据地建设的经验教训，两人的看法不谋而合，会上便理所当然地支持了陈毅的意见。但项英此时是“老大”，他说了算，事情就只有一天天坏下去。贺昌和陈毅多次提出改变斗争方式，开展游击战争。这一建议在12月中旬召开的苏区中央分局会议上，得以通过。  

这时，严重的营养不良加上操劳过度，贺昌的身体己很虚弱了。可他不肯稍怠，为了组织、指导群众游击战争，他和中央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李翔梧一道，天天工作到深夜，赶写《中共中央给中央分局训令的讨论提纲》和供各红军独立团、营及游击队使用的政治军事教材《节省子弹和收集子弹壳》、《巩固我们的部队》等文件，把双眼熬得血红血红。为了适应开展游击战争的需要，开办了游击队干部训练班，贺昌亲自为学员们讲解游击战争中如何加强部队政治工作。这些措施，对于巩固部队，稳定军心和民心，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当时跟中央分局一起行动的工农剧社的小演员们，却没有贺昌他们那样的焦虑与烦恼，一派“少年不识愁滋味”的样子。孩子们仍然满以为红军出征不过像往常一样，一两个月打了胜仗就归来，开个祝捷会，大家欢欢喜喜。因而还是每天天刚亮就起身排演、操琴、练歌，准备祝捷会上的演出。贺昌见此情景，只有苦笑。他思量着应当把眼前的真实情况告诉剧团的孩子们，使他们有个心理准备和行动准备，才能应付各种突发事变。一天早上，贺昌带着彻夜工作的疲惫之身，一颠一跛地来到同在中央军区政治部工作，担任政治部破坏部长兼地方游击政治部主任的袁血卒面前，笑微微地叫他一声“丘八”(因为袁血卒一直在军队工作)，接着说：“剧团的小孩子们太天真了，整天‘胜利的号炮’(歌词中的一个重句)……你去告诉他们，我们中央苏区的形势是紧张的，任务是艰苦的，过份的乐观的宣传是脱离实际的。告诉他们准备吃苦，准备爬山，准备背包袱打仗……”剧团与政治部各住一个山头，看得见，靠得近。贺昌让袁血卒去传达他的意见，除了袁血卒年轻力壮外，还因为袁血卒的爱人也在剧团工作，可以趁便会会面，说说体己话。这也是他对同志关怀的意思。  

进入1935年后，形势更加凶险。地主还乡团和国民党军队，穷凶极恶地对中央苏区的每一个地方进行反攻倒算、搜山“清剿”。他们的口号是：“茅草过火，石头过刀，筷子过斩，人要换种”。中央苏区眼看大势去了。这时，发生了原中央政府秘书长、时任中央政府办事处秘书长的谢然之叛变投敌的事。贺昌得悉后十分气愤，当即要李翔梧写篇文章予以揭露抨击。李翔梧奋笔疾书，写成《给叛徒们以无情的打击》一文，以社论名义发表在《红色中华》报上。  

这年2月4日，恰逢农历春节，贺昌参加了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在驻地井塘村召开的专门讨论突围问题的会议。2月5日，是农历正月初二，遵义会议上刚刚确立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和诗人，中共、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袖、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毛泽东领导地位的中共中央，十分关注项英、贺昌与陈毅等留守苏区的红军将士的安危，接到在苏区的中共中央分局的两次请示急电后，迅速发来“万万火急”的指示电，明确要求中央分局立即改变组织形式和对敌斗争方式，将部队和机关划整为零，分散行动，使之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应，同时指示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由项英任主席，贺昌与陈毅任委员。项英收到“万万火急”电报，很快在分局驻地——时属瑞西县小密区公馆乡的井塘村（今江西于都县黄麟乡井塘村）召开分局会议，对中共中央书记处指示进行讨论。贺昌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决定将分局、办事处和军区人员分散到各地去打游击。正月初四即2月7日晚上，工农剧社的“火星”、“战号”、“红旗”三个剧团举行了在中央苏区的最后一次演出。此后，他们就要分散到赣南军区去打游击。袁血卒为此先到赣南军区驻地——于都南部的黎板桥，与红军早期高级将领、革命家、时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一道进行具体安排。刘伯坚很担心贺昌的伤腿，让袁血卒从他那儿挑了一匹黑骡子带回去给贺昌用。  

1935年2月上旬末，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中央军区机关人员和红二十四师余部，分头离开井塘村，往福建长汀和于南禾丰（今江西于都县禾丰镇）转移。中央政府教育部长瞿秋白、临时法庭主席何叔衡，各以多病之身和年迈之躯参与转移，不幸被敌包围，瞿秋白被俘后被害，何叔衡投崖自尽，壮烈殉职。贺昌随项英、陈毅虽然安全到达禾丰地区，形势却一日坏似一日。他们被敌人包围压缩在于南狭小地带，随时都有被消灭的危险。  

2月下旬，中央分局决定，立即按照游击战争的具体要求，组织被困机关及部队陆续离开于都南部，分路突围，红二十四师第七十一团向湘南、第七十二团的大部分向闽粤赣边开展游击战争。贺昌与项英、陈毅等由第七十团担任掩护，从禾丰转移到上坪山区。

3月上旬，送走各路突围部队后，贺昌与项英、陈毅等领导同志身边仅有红二十四师第七十团和中央军区直属队担负掩护任务。突围的目标是穿过会昌封锁线，越过会昌的天门嶂山脉，向福建长汀西南山区转移。

3月9日，红七十团番号撤销，全团官兵与中央军区直属队编为4个大队。下午3时，贺昌冒雨在山上一间老百姓的破烂香菇棚里，为4个大队的指挥员布置了突围任务，并作突围前的最后动员。他拖着重伤的右腿，慢慢把它搁到长櫈上，镇定而又坚毅地对大家说：“同志们，主力红军已经胜利地进入贵州的第二个大城市遵义，并在那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了中央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错误，并给了我们今后斗争的指示。现在，我们是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弹缺粮缺，特别在这深山之中，孤军作战，形势是严重的。为了更好地开展游击战争，我们必须突破敌人的包围……。这是考验每个共产党员，尤其是红军干部对人民忠心的时候，也是考验每个同志对共产主义事业忠心的时候。为了保卫苏维埃，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我们要以百倍的决心和勇气，同敌人战斗到底，直到流尽我们的最后一滴血。”就在突围动员的当天，贺昌要炊事员把他那匹黑骡子杀了，煮给已经3天没有吃上一顿饭的同志们吃。  

3月9日下午3时许，突围开始。由于项英坚持要把发往中共中央的电报发出去，一直拖到下午4时，贺昌不得不带领一个营的人先走。陈毅叮嘱他：“你无论如何要过会昌河，你先过河掩护我们。我和项英同志在最后一批。”并交待他过会昌河很危险，要小心。
　　次日凌晨，会昌河那边传来枪声，陈毅很为贺昌担心。而不幸的事终于发生：敌人发现突围转移到会昌与福建交界的贺昌及其所部后，随即重兵合围，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突围中，贺昌虽身负重伤，但仍以非凡的毅力和必胜的信念，身先士卒，率部分战士冲出了重围。当他与战士们转移到会昌天门嶂山区归庄村时，再次负伤，并重新陷入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时大部分战士英勇牺牲，重伤在身的贺昌宁死不当俘虏，在敌人向他扑来之际，高呼 “红军万岁”，举枪射向自己的胸膛，为人民革命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实现了他自己的誓言。时年，贺昌29岁。当天下午，陈毅惊闻凶讯，顿足不已。在这次突围行动中，像贺昌一样为革命壮烈自我牺牲的，还有他的亲密战友李翔梧。  

贺昌，今山西省柳林县柳林镇人。原名贺颖，又名贺其颖，字悟庵，一字伯聪，曾化名毅宇，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早期青年运动卓越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优秀的高级党务工作者，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的主要领导人，是中共中央委员中最年轻有为精通多种领导工作的英才。192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夏入上海大学学习。先后在太原、安源、北京、河北、天津、上海等地从事青年和工人运动。担任青年团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共青团第三、第四届中央委员。后参与组织发动上海工人3次武装起义，是中共江浙区委负责人之一。1927年7月中旬，被指定为中共前敌军委委员，8月参加南昌起义。后又参加广州起义的组织准备工作。1928年参与重建中共湖南省委，选派干部，输送物资，支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曾被选为中共第五、第六届中央委员。1930年春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曾组织唐山兵变和多次武装暴动，均因没有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在强敌进攻下失败。次年到中央苏区，任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政治委员、第3军团政治部主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参加南雄水口等战役和中央苏区反“围剿”。他重视部队党的建设和政治教育，曾协助王稼祥主持召开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贺昌留在赣南坚持游击战争，任中共中央苏区分局委员、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 1935年3月率部向粤赣边突围，10日在江西会昌与国民党军作战中英勇牺牲，年仅29岁。

山西省柳林县柳林镇，在贺昌出生时还属清代永宁州柳林镇，后依次隶属于改置后的永宁县、离石县、柳林县。柳林位于山西省西部，傍依黄河，与陕西省隔岸相望。素有“山陕通衢，晋西重镇”之称。孟门被誉为“吕梁小延安”。

贺昌之祖，相传自陕西而来，历代繁衍生息，成为柳林望族。曾祖父贺建功，系国子监太学生，生二子丕霖、丕显。祖父贺丕霖经商为业，生二子雨田、雨亭。父亲贺雨亭，博文强识，试中拔贡，候补直隶州州刺，授徵侍郎。其学识渊博，诗文俱佳，且思想开明，追求进步，耿直刚正，浩气满腔，为一方百姓所景仰。母亲阎氏，良善淳朴，格标乡里。

1906年（丙午，清光绪三十二年）

出生

1906年1月19日（时清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生于清代山西汾州府永宁州柳林镇羊道口（今贺昌村）。

《贺昌》（陈文秀、雒春普、张志强、李吉）：“贺昌，原名贺颖，又名其颖，字伯聪。一九○六年一月十九日（清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生于山西省离石县柳林镇（现柳林县）的一个封建士绅家庭。”

1907年（丁未，光绪三十三年）

一岁

柳林创办官学——柳林镇初级小学堂。

1908年（戊申，清光绪三十四年）

二岁

柳林籍革命先烈董庆昌、张舒泰出生。

1909年（己酉，清宣统元年）

三岁

贺雨亭以优行廪生考中拔贡，候补直隶州州刺，授徵侍郎。

1910年（庚戌，清宣统二年）

四岁

4月，柳林南山群众不堪税赋，反抗因贩运红枣、煤炭须兼纳销售税和运载税的双重税种，冲击薛村税卡。

1911年（辛亥，清宣统三年）

五岁

春，入柳林镇小学堂，开始读书。

10月10日，武昌起义，辛亥革命取得胜利。

1912年（壬子，民国元年）

六岁

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

是年，山西省永宁州改为永宁县。

童年崇尚英雄，立志报国。

1913年（癸丑，民国二年）

七岁

贺雨亭等将即将卸任的永宁知事谢承恩软禁在衙门，逼其交出任职时搜刮之赃款后方释。

1914年（甲寅，民国三年）

八岁

1月，永宁县改为离石县，宁乡县改为中阳县。

1915年（乙卯，民国四年）

九岁

柳林籍革命志士王大昌出生。

1916年（丙辰，民国五年）

十岁

初，袁世凯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登基称帝，改年号为“洪宪”，全国人民的反袁斗争风起云涌。

柳林三交、留誉、锄沟三镇设立邮递信柜。

1917年（丁巳，民国六年）

十一岁

山西省政府在县村之间设立区建制，离石县设五个区，中阳县设三个区。

11月，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广泛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

1918年（戊午，民国七年）

十二岁

春，自柳林小学堂毕业，考入离石县立高级小学。

1919年（己未，民国八年）

十三岁

5月4日，五四爱国运动在北京爆发。

5月7日，太原爱国学生在文瀛湖畔举行集会，要求中国政府“湔雪国耻”。

5月，与同学在离石上街集会游行。

6月，离石街头嘲讽县长贾占堂。

10月20日，祭孔日口诛县长张宴林。

11月，药王庙围攻警备队。

1920年（庚申，民国九年）

十四岁

1月，随父到太原，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学习，就读于该校25班。

3月，作《寒假闻见记》文，抒忧国忧民之怀。

3月以后，加入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5月，参加高君宇组织的人生观和世界观问题的座谈会。

7月，聆听高君宇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诲。

是年，广泛阅读各类书籍，扩大自己的知识面。

1921年（辛酉，民国十年）

十五岁

3月，作《敬告新选众议院议员书》文，抨击议员贿选丑闻，强烈要求举贤任职，振兴国家。

5月1日，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贺昌成为首批团员。不久，召开青年团第一次会议，确定了团的宗旨、纪律和机关刊物。

5月4日，纪念五四运动，印发《共产党宣言》。

6月，作《一年来之回顾》文，抒发珍惜时间，饱学知识之感想。

7月23日，中国共产党成立。

暑假，集资开办晋华书社，销售、出借进步书刊。

1921年9月，贺昌以股东身份集资创办了书社。书社推销的进步书刊主要有《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入门》以及《中国青年》、《先驱》等。”

10月，贺昌和团员刘廷英在省立一中创办青年学会，编辑出版《青年》旬刊。

10月，创立“平民小学”，收纳贫民子弟读书。

1922年（壬戌，民国十一年）

十六岁

1月20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

年初，组织团员、学生深入工厂，结交工人朋友，消除“工学界限”。

5月初，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和太原建团一周年，编发《五一特刊》，祝贺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胜利召开。

5月，撰写《认清我们的仇敌——基督教》，揭露基督教的本质。

5月5日至10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

6月下旬，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成立，担任书记职务。

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

7月，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改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太原地方团执行委员会，仍任书记。

9月初，组织省立一中学生罢课，驱逐反动校长魏日靖。

9月中下旬，在省立一中罢课斗争期间，被中共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邓中夏邀请，离晋赴冀，到京汉铁路高碑店工人俱乐部开展工人运动，辞去太原团地委书记，由李毓棠接替其职。

9月，离晋前，组织发动太原制革厂工人举行罢工。

9月下旬至10月，在京汉铁路高碑店期间，由高君宇、邓中夏介绍，由团转党。

10月8日，协助刘明俨成立正太铁路总工会太原区分会，并担任秘书。

10月15日，作《太原的青年团体》调查报告，发表于《先驱》第12号，介绍了太原青年团体的组织状况及其活动宗旨，并对太原的青年运动提出批评。

10月30日，被团中央第21次执委会议提名增补为团中央执委，接替高君宇等3位团中央执委辞职之缺。

11月，省立一中罢课斗争即将结束，返晋继续省立一中的学习。7日，太原学生联合会发起召开庆祝苏俄十月革命胜利五周年纪念大会，以大会主席的身份在会上介绍苏俄十月革命等情况。11月29日，给团中央书记施存统去信，报告共青团和工会工作。

12月15日至26日，领导太原区分会配合正太铁路总工会进行正太铁路全线总罢工。

12月24日，再次当选为太原团地委书记。

1923年（癸亥，民国十二年）

十七岁

新年初过，带领学生来到阎锡山督军府请愿，迫使政府撤换了省立一中校长魏日靖。

1月27日，赴京参加团中央第27次执委会议，正式就任团中央执委，成为5位执委中最年轻的一位。先任《先驱》发行主任，2月1日就任团中央经济主任。从此，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

1月，发表《学生运动的使命》，刊载于《北大学生新闻刊》，指出要打倒军阀，更要打倒帝国主义。

2月，指导太原铁路工人声援“二七”大罢工。

3月8日，发表《读苏俄学生的电文以后》，刊载于《北京学生联合会》第23期，提出学生应与革命的国民党、苏俄结成革命的统一战线。

3月29日，发表《反对帝国主义》，刊载于《北京学生联合会》第41期，号召广大工人、学生、革命人民一同内除国贼，外争国权。

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东山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6月12日在京出席团中央第36次执委会议之后，返晋参加省立一中毕业考试。之后，返京参加7月24日的团中央第39次，也是最后一次在京召开的执委会议。

6月，在石家庄巡视青年运动工作期间，作《第二次全国大会最重要的一个使命》文，发表于《先驱》第23号，建议下届中央执行委员会要特别注意在青年工人中间的经济奋斗和文化奋斗。

7月，从山西省立第一中学毕业，并到上海大学深造，在中共上海大学组过组织生活。

8月2日，随团中央机关迁往上海，并与中共中央代表毛泽东同时参加此日及8月12日在上海举行的团中央第40次和第41次执委会议。

8月22日至25日，作为第一届团中央执委委员，赴南京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和拥护与国民党建立革命联盟。

1923年8月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中，称赞太原团组织是惟一与团中央有密切联系的地方组织。”

11月1日，与高君宇在北京复刊《山西平民周刊》。

11月8日，发表《苏俄与弱小民族》，刊载于《晨报副刊》第284号呼吁民众团结起来，迫使当权者改变亲美、亲日的政策，联合苏俄才是中华民族的出路。

11月25日，发表《山西的学生运动》，刊载于《平民》上，总结了山西学生运动的经验和教训。

11月26日，参加水口山矿工人罢工。

12月20日，，撰写《日本震灾与太平洋形势》，深刻分析灾后日本带来国际形势的变化，发表于12月30日出版的《工人周刊》第79期。

12月30日，《工人周刊》第79期发表《孙中山要收回海关权》，对孙中山收回广东海关权表示声援。

1924年（甲子，民国十三年）

十八岁

2月，被党组织派到江西安源，任工人俱乐部文书股长、章程修改委员会委员，管理簿籍文书，编辑《安源旬刊》等。

5月1日，组织“五一”节纪念大会。

5月5日，邀请诸团体，发起“五九纪念筹备会”。

5月6日，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召开筹备会，决定九日举行游街大会。

5月，选举其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安源地方委员会执行委员、秘书兼会计。

5月28日，全面负责安源团地委工作。

6月1日，路经太原，为太原团地委全体团员作安源工作经验的报告。

8月8日，致信中共中央，介绍林育英同志批准留俄。

9月11日，领导安源团地委及其它组织在安源团地委一校召开“少年国际日”纪念大会。

9月14日，组织安源路矿工人举行本矿工人罢工胜利二周年纪念大会。

9月16日，汉冶萍总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敦请其为大会顾问。

11月7日，安源第五届地委会选举产生，贺昌再次当选为正式委员。

11月，安源团地委组织C.S.分化审察委员会，贺昌任委员长。

1925年（乙丑，民国十四年）

十九岁

1月11日至22日,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

春，团中央将其调离安源，来到上海。

1月26日至30日，在上海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工农部主任。

2月，春节期间，回乡省亲，宣传共产党革命道理。

3月28日，在《中国青年》发表《悼念我们的战士——高君宇》，沉痛悼念高君宇同志，激励同志们紧随其而前进。

4月12日，在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上发表《上海的童工问题》，声讨帝国主义和资本家残害童工的罪行，强烈呼吁对童工以真诚的援助。

4月19日，撰文《萍矿工人的奋斗》，发表在《向导》上，揭露萍矿反动工头的罪恶，号召工人巩固自己的阶级团结。

5月2日，在《中国青年》上发表《五一纪念》，号召一切劳苦贫民与工人阶级联合起来，争取自由与平等。

5月3日，在《向导》上发表《青岛日本纱厂工人的奋斗》，声援青岛大康纱厂的罢工斗争，激励中国工人阶级反抗帝国主义的斗志。

5月30日，参加五卅运动，抗议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

6月初，参加和领导上海各界“五卅惨案”后展开的反对英帝国主义的的“三罢”斗争。

7月21日，共青团中央局召开会议，调整中央局人事，贺昌再次担任工农部主任。

9月1日，撰文《青年运动与职工运动》，发表于《中国青年》91、92期，号召学生与工人结合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与反动军阀。

9月7日，撰文《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五年来的奋斗》，发表于《中国青年》93、94期，鼓动青年们高举起共产主义运动的旗帜，争取民族的独立与自由。

10月上旬，共青团中央第三届执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决定贺昌兼任上海团地委书记。

12月29日，撰文《调查农村经济状况的大纲》，发表于《中国青年》，倡导注重对农村经济状况的调查。

1926年（丙寅，民国十五年）

二十岁

1月，赴苏联莫斯科参加国际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

3月18日，在李大钊、赵世炎等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发动和组织青年学生等在北京举行了反帝游行，并在天安门广场演讲，遭历“三一八惨案”。

4月，返回上海，担任中共江浙区委委员及共青团江浙区委书记。

5月中下旬，筹备“五卅”惨案周年纪念活动及“五卅”殉难烈士丧葬工作。

9月，积极营救被捕的共青团员李伯钊（杨尚昆之妻）等。

9月20日，参加上海市民运动委员会。

10月23日，参加上海第一次工人武装起义。

11月，被派往南昌、九江负责北伐战争支前工作。

1927年（丁卯，民国十六年）

二十一岁

春节，父亲贺雨亭为子作联谴怀。

2月，返回上海，参加领导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

3月，积极筹备并参与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胜利。

4月4日至20日，参加在武汉连续召开的国际代表、中央委员以及湖北区委的联席会议，讨论党的五大召开议案。

4月27日至5月9日，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选为中央委员。

5月10日至16日，出席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5月17日，与关向应组织发动工人、学生和广大市民群众，举行各种集会和游行等活动，声讨夏斗寅叛变革命的罪恶行径。

7月20日，在九江参加会议，讨论南昌起义。

7月27日，与恽代英等抵制张国焘阻止南昌起义的企图。

8月1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

8月2日，整编起义队伍，建立党的组织。

8月3日，随起义部队南下广东潮汕地区。

9月上旬，在上杭参加前委政治工作会议。

10月4日，参加流沙会议，部署下一步行动。

10月5日始，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向香港转移，赴港后，负责接待流落香港的革命同志。

10月15日，出席南方局广东省委联席会议，当选为广东省委委员。

10月30日，撰文《现在的环境和我们的出路》，发表于《红旗周刊》第1期，指出工农群众的英勇斗争是革命胜利的基础。

11月18日，在香港参加广东省委会议，研究发动广州起义。

12月4日，被党中央指派为中共湖北特别委员会成员。

《红军统帅部考实》（王健英）：“同年12月4日，贺昌被党中央指派为中共湖北特别委员会成员。”

12月11日，参与领导广州起义。

12月，以中央“查处长江局问题”特别委员会委员之一的身份，前往湖北，查处长江局主任罗亦农“对中央政治局实行全国总暴动提出异议”的问题，并作出错误的结论。

1928年（戊辰，民国十七年）

二十二岁

2月，受党中央委派到安源筹划组建新的湖南省委。

5月21日，亲赴安源，主持召开湘东特委会议，讨论通过《澧陵暴动决议》、《湘东工作决议案》等。

5月至6月间，起草《湖南省委给润之、玉阶兄转军中同志信》、《湖南省委、中央巡视员给毛泽东、朱德转军委信》等，派人送达毛泽东、朱德，指示井冈山的斗争。

6月18日，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

《贺昌》（陈文秀、雒春普、张志强、李吉）：“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一日，贺昌代表共青团，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壮丽的青春DangerCode;贺昌传略》（李吉）：“一九二八年七月，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贺昌出席了大会，继续当选为委员。”

6月下旬，代表湖南省委派滕代远任湘鄂赣边特委书记，并做指示。

《贺昌抵湘的头两个月》（汤静涛）：“1928年6月下旬，滕代远奉湖南省委之命，接任郭亮牺牲后的湘鄂赣边特委书记，组建新特委。行前，贺昌和省委常委林仲丹约他长谈，当面指示。”

《回忆平江起义》（滕代远）：贺昌指示“郭亮同志已经英勇牺牲，特委机关已被破坏，只能先设法找到各县委的关系，才能恢复和建立特委的领导机关。驻防平江城的国民革命军独立第5师第1团团部有党的组织，负责人是邓萍，该团团长彭德怀同志也是党员。如果需要而且可能的话，可以组织武装起义，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以便与井冈山的红4军互相配合和策应。”

6月至7月间，出台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努力开创并造成湖南新的割据局面。

7月，酝酿发动平江起义，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并促成红5军与红4军的井冈山会师。

7月28日，湖南工农斗争有了突出的发展，贺昌向中共中央做了报告。

8月下旬，离湘返沪。

11月6日，致信朱德、毛泽东及红四军军委，传达“六大”精神，并作出军事指示。

1929年（己巳，民国十八年）

二十三岁

1月，在上海与黄慕兰结婚。

4月5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去信，要求派贺昌或其他中央同志来井冈山视察。

5月，指令龚楚前往广西，策动俞作柏、李明瑞，酝酿起义。

6月25日至30日，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六届二中全会。

7月1日，撰写《苏联之七小时工作制》，发表于《布尔塞维克》第二卷下册第7期，号召工农群众奋起解放自己的痛苦。

7月8日，邓小平来到香港，与贺昌相识，并受到热情接待。

8月，撰文《帝国主义大战的危机与我们在八一中的任务》，发表于《布尔塞维克》第二卷第8期，倡导团结苏联，唤起民众，反对帝国主义大战。

9月10日至14日，与邓小平在南宁津头村秘密召开中共广西第一次代表大会。

9月，撰文《布尔塞维克党的组织路线——列宁论“党的组织”》，发表于《布尔塞维克》第二卷第10期，从十一个方面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前的组织建设工作。

11月，与邓小平在去往南宁取道香港时多次会面。

1930年（庚午，民国十九年） [2]  二十四岁
　　1月，儿子贺平出生。
　　2月3日，中央致函顺直省委派其到顺直省委担任省委书记兼组织部长。
　　赴任时，其子贺平初生，托付卢彪、柯麟抚养照顾，从此诀别。
　　2月7日，到任顺直省委就职。
　　2月12日，中央政治局决定其任顺直省委书记兼宣传部长。
　　2月底，发布《变军阀战争为国内阶级战争》的通告，要求顺直各地反对和破坏国民党军阀统治。
　　3月，派张兆丰、谷雄一、薄一波等到唐山策动兵变和暴动，均遭失败。
　　4月，筹备平津唐三大城市五一示威活动，并于4月12日实行示威公开预演，遭到敌人的严重破坏。
　　5月1日，由于严重的白色恐怖，顺直省委计划举行的五一示威活动未能顺利进行。
　　5月，顺直省委计划举行五卅纪念活动，也未成功。
　　6月29日，顺直省委召开平津唐三大城市联席会议，布置“七·一六”反军阀战争与拥护苏维埃代表大会示威活动。
　　7月16日，顺直省委领导下的反军阀战争与拥护苏维埃代表大会示威活动失败。
　　7月18日，主持召开平津唐三市工作联席会，总结“七·一六”反战示威运动经验教训，并布置“八一”工作。
　　8月3日，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
　　8月，北方局成立北方行动委员会，贺昌被任命为委员会书记兼军委书记。
　　9月24日，中国共产党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贺昌出席了会议，纠正了自己的“左”倾冒险错误，被补选为中央委员。
　　9月，听取瞿秋白、周恩来对山西革命斗争做重要指示。
　　10月上旬，从上海返回天津。
　　10月10日，在天津召开北方局扩大会议，传达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精神，结束北方局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
　　10月下旬，成立平汉线北段兵暴委员会。
　　12月，党中央发出第九十六号通告，清算立三路线，贺昌深刻反省自己执行立三路线的错误。
　　12月16日，主持召开北方局常委会议，表示完全接受中央来信的批评，决定立即开展深入揭发立三路线错误的斗争。
　　1931年（辛未，民国二十年）
　　二十五岁
　　1月，离津往沪，与同志们反省过去，谋划未来。
　　1月7日，参加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被撤销中央委员。
　　1月27日，四中全会后，返回天津。
　　3月下旬，任河北省委山西巡视员。
　　4月4日，接到中央政治局《关于贺昌等同志问题决议案》，表示完全接受对自己的处分。
　　4月，与薄一波入晋，策划平定起义。
　　4月下旬，赴上海，听候中央重新安排工作。
　　5月，贺昌被送到上海郊区一秘密接待站，待机前往苏区。
　　9月，到达中央苏区，担任兴国县委书记，领导兴国人民开展革命斗争。

1932年（壬申，民国二十一年）
　　二十六岁
　　2月，调离兴国县委，担任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
　　2月，奉调中央军委红军总政治部任副主任，主任王稼祥伤病，大量工作由贺昌承担。
　　4月17日，兼任中共河西道委书记，大力加强党组织建设。
　　4月下旬，率军夜袭敌人胡凤璋部，取得胜利。
　　5月，任红五军政治委员。
　　6月，带领西路军回师赣南。
　　6月，代理恢复后的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
　　7月，与邓萍率红五军参加粤北南雄、水口战役，击溃粤敌4个团。
　　8月，参加乐安、宜黄战役，两战皆捷。
　　年底，回到红三军团任政治部主任。

1933年（癸酉，民国二十二年）
　　二十七岁
　　2月，积极配合周恩来、朱德领导红一方面军粉碎了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
　　4月，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兼军委总抚恤委员会主任。
　　《红军统帅部考实》（王健英）：“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1933年3月下旬负重伤），代理主任贺昌（1933年4月）。”“军委总抚恤委员会，主任先后张云逸（兼）、贺昌（兼）。”
　　6月，将受到迫害的邓小平要到总政治部担任秘书长。
　　8月6日，撰文《东方战线上的胜利与我们的战斗任务》，刊载于红军总政治部主办的《红星》报上，号召红军战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粉碎敌人新的“围剿”。
　　9月17日，撰文《论红军最近的胜利》，刊载于红军总政治部主办的《红星》报上，要求红军战士顽强战斗，并采用现代军事技术，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
　　11月19日，发布《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训令》，为召开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做充分的准备。

1934年（甲戌，民国二十三年）
　　二十八岁
　　1月21日至2月1日，出席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2月7日至12日，主持召开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贺昌发表了《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一文，提出了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大会结束时，代表红军总政治部致闭幕词。
　　4月下旬，中央军委召开会议，与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部署第五次反“围剿”的战斗任务。
　　5月至9月，再次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
　　10月5日，受周恩来委托，编印《〈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学习讨论提纲》小册子，发到了部队，稳定并鼓励部队的斗争情绪。
　　10月6日，修改《号召白军士兵哗变拖枪到红军中来的口号》，送《红色中华》报社发表。
　　10月9日，与李富春一起起草《总政治部关于巩固部队，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加强政治军事训练及群众工作的指令》，并印发到部队。
　　10月上旬，中共中央决定将贺昌等留在苏区，领导中央苏区和闽浙赣苏区的红军和地方武装继续坚持斗争，掩护主力红军突围。
　　10月13日，成立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贺昌作为中央分局成员，奉命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坚持斗争。
　　10月22日，中央军委致电项英，指示成立中央军区，由贺昌担任政治部主任。
　　此间，贺昌一再建议开展游击战争，但遭到项英的反对，致使形势更加紧张。
　　11月底，中央分局召开会议提出红军全面转入游击战争，并开办游击训练班，贺昌等亲自授课。
　　12月25日，编写《中共中央给中央分局训令的讨论提纲》，以中央军区政治部的名义发至各部队和中央分局及地方各级党政机关。

1935年（乙亥，民国二十四年）
　　二十九岁
　　1月，与陈毅亲自深入到医院，细致向伤病员交代疏散方案，顺利完成伤病员疏散工作。
　　1月，率领部队退至江西仁凤山区。
　　1月15日至17日，遵义会议召开。
　　2月4日，即农历正月初一，与项英等召开中央分局会议，研究突围方案，并与红军家属共度新春佳节。
　　2月5日，中央书记处致电项英转中央分局，指出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等。
　　2月上中旬，向于都南部禾丰地区转移，与中共瑞西特委中断联系。
　　2月13日，项英、陈毅、贺昌等又接到中央书记电报，于当晚召开会议传达中央指示。
　　2月中旬，与项英、陈毅在于都召开中央分局禾丰会议，决定九路突围。
　　2月23日，执行中央书记处来电，轻装战斗。
　　3月初，决定最后的部队突围。
　　3月9日，率部突围，在会昌县天门嶂遭国民党军队重袭。
　　3月10日，在会昌县归庄被敌人包围，壮烈殉国。  

贺昌出生于离石县柳林镇（今属柳林县）羊道口（今称贺昌村）。贺氏是柳林大族，明清时期出过不少秀才。清代贡生贺云路字奎峰，是柳林三镇书法名家，深受时任永宁州知州的 书法家翰林王继贤赏识。光绪年间优行廪生贺寿字介眉，书艺精妙，兼通岐黄之学，上门求字求方者不绝于道。贺丕显以增生选贡，得授修职郎，一生开私塾授徒，兼教子侄。晚清拔贡贺雨亭是丕显嫡亲侄儿，又是他的得意门生。民国初年曾在山西省六政考核处任职。因查获榆次特大大烟土案，不受重金奖励。经报请北洋政府，大总统徐世昌特颁七等嘉禾奖章，以资褒扬。其独子贺昌曾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是山西省早期青年运动、工人运动的卓越领导人，是我党早期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工农红军的缔造者和领导者。

贺昌同志1906年诞生在永宁州柳林镇羊道沟一个封建绅士家庭。其故居为青砖白灰建筑四合院。院向坐北朝南。正前方列一柱香、水磨青砖雕饰大门。进院正面青砖拱窑洞3孔。东边侧窑洞4孔，瓦房一间。西侧瓦房3间，马棚一间。正窑顶东侧建小楼一处。院前列蜈蚣墙，拱卫大门。总占地面积530平方米。为了纪念贺昌诞生100周年，中共柳林县委、柳林县人民政府及有关单位已有具体规划，准备在2006年前恢复贺昌故居原貌，建设贺昌烈士纪念馆。开辟共产主义理想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发挥革命文物优势，为柳林县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服务。贺昌故居将在新的时期发挥其应有的历史作用。

贺昌烈士纪念陵园位于柳林县县城西南，占地面积20000平方米。陵园有贺昌烈士纪念碑、贺昌烈士陈列馆、贺昌雕像、3个风景亭，50米花架、占地4亩的莲花湖，湖面为柳林地形图，湖的中央有莲花岛，岛内四面曲桥相通。中共、共青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领导人之一胡耀邦，和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开国元帅聂荣臻为贺昌烈士纪念碑题词。陵园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重点革命纪念建筑物，吕梁地区爱国主义德育教育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