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庙星火（中_红色山西网

古庙星火（中）

——记大革命失败后的山西省委“霍州会议”

□霍州市老促会 / 朱会明

事实证明，这次会议形成的决议，其“左倾”思想非常严重。在后来的实践中，给党组织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同时，也应该看到，我们党的任务和所走的道路从来就是一条没有任何前人走过的道路，探索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误是在所难免的，幸好我们党有一个很好的纠错机制，才能使党的组织在历次斗争的关键时刻，都能转危为安，都能顺利的走向胜利。

这一时期的山西临时省委，为了落实这一决议主张，也为了给被敌人杀害的王瀛和另两位同志报仇，在当时的省委委员戎子桐力主下，策划了一个对反动头目杨笑天的刺杀计划。杨知晓自己罪行累累，所以，其行动分外小心，刺杀行动一直没有得手。时间马上接近了1928年元旦，组织经过重新筹划，决定于国民党召开新年同乐会的时候，在会场制造恐怖事件，达到刺杀杨笑天的目的。

当时行动小组的人员分工是：赵焕星带一枚手榴弹，待反动派的重要头目上台讲话时，把手榴弹投掷到舞台上，达到行刺报仇的目的。王世益带汽油（装在猪尿泡里），适时放火，制造混乱。赵宝成，阎念先在场外负责掩护撤退。然而，由于手握手榴弹的赵焕星心情太过紧张，还没等到大会开始，手榴弹就在自己手里爆炸了，当场炸死了他身边的一个县长，他本人也未能幸免。王世益随着混乱的人群被挤出了会场，幸好挤破的汽油尿泡没有被敌人发现，随即和接应人员一起撤离会场。这次事件又一次激起了反动派的反扑，接下来革命的形势更加严峻。

2、“霍州会议”，第二次北顶庙会议

国共合作破裂后，山西的形势一直在不断恶化。所以，导致省委一直也没办法安排开过正式会议。后经临时省委研究决定，于1928年2月11日——13日（农历正月二十——二十二），在霍州召开临时山西省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八四来信”、“八七会议通告”和“十一月来信”的精神；总结前一阶段的工作；改组临时省委；选举出席中共六大的山西代表；确定下一阶段工作的方向和目标。

参会人员，根据目前所能看到的材料，可以确定的人员有：王鸿钧（代理省委书记、会议主持人）；邓国栋（临时省委委员）；戎子桐（临时省委委员）；周玉麟（共青团山西省委书记）；王志诚（太原市委书记）；和其他党的活动积极分子赵秉彝、何英才、王世益、李毓棠、汪铭、关广荃、刘守维、彭芳、李旺、李光杰（霍县县委书记）。

崔锄人由于交通原因未能到会。

时逸之、常文郁二人由于接到参会的通知比较晚，赶到霍州时，会议已经提前结束。由王鸿钧在赵城负责给其二人传达了会议精神。

郭挺一从运城赴会途中，在闻喜被反动人员认出，被捕。

1928年2月11日上午，天空下着鹅毛大雪，大地一片苍茫。这一天正是农历正月二十，山西的老百姓过这一天为“添仓节”，寓意新的一年五谷丰登，有个好年成。不远处山下的村里还能听到几声蹦豆子似的爆竹声，和爆竹声引起的几声狗叫，这似乎在告诉人们，有钱人家的年还在继续。雪野里的山路上，即使日子过的再艰难，也挡不住正月里人们走亲访友的脚步，和普通人家已经开始外出谋生的身影。此刻，参加山西临时省委扩大会议（史称“霍州会议”）的代表，也在一片白色恐怖的形势下，千里迢迢，踏着厚厚的积雪，聚集到了霍州城东北这座古庙的西配殿里。

会议由代理省委书记王鸿钧同志主持：

会议首先传达了中共中央给山西省委的“八四来信”、“八七会议通告”和“十一月来信”的精神。由于这一时期的中共中央在清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后，个别领导的左倾思想又占了上风，难免省委在传达执行中央文件精神时，也是受左倾思想的影响，背离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制定出了以城乡暴动夺取革命胜利的思路。

会议检查总结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半年来全省党的工作；对前一时期省委内部存在的“蛮动”思想，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和反思。主要对原省委委员戎子桐不计后果的“蛮动”提出了严厉批评。会后，暂时未给其分配工作。但是，对于中央决策上的左倾“蛮动”认识不足，还是被动的贯彻了“十一月会议”的精神，使党组织在左倾蛮动的道路上，继续向前滑动着。

另外会议一致认为，有一部分党员思想懈怠，理想信念不够坚定，组织活动不够积极，给予一部分党员开除党籍处分。人数有20多人，目前可以确定的有：崔锄人、李毓棠、郭挺一……

会议根据中央关于“党的指导机关干部工人化”的要求，改选了临时省委。选举由王世益、杨高梧、彭芳、李旺四位工人；王鸿钧、邓国栋、关广荃三位知识分子，七人组成新的山西省委。

具体分工为：省委书记王世益、宣传部长王鸿钧、组织部长何英才、秘书长关广荃。

会议选举了出席中共六大的山西代表：王鸿钧。

会议确定了下一阶段全省党的工作方针、任务，改组各级党的组织，成立平（遥）介（休）、河东、汾阳、洪赵、大同5个特委，和太原、阳泉2个市委。会议认为山西革命形势仍在“不断高涨”，并把全省划分为七个暴动区，计划在阎锡山当局预征民国十八年（1929年）钱粮时，组织武装暴动，以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这次会议尽管是在严重的左倾思想指导下召开的，但是，他的积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首先，这次会议是在大革命失败后，形势及其严酷的情况下召开的，他给涣散的组织注入了新的活力，给力量还很脆弱的党组织指明了前进的方向。统一了思想，确定了目标。

其次，坚定了信心。这次会议使省委一班人提高了认识，明白了只有掌握自己的武装力量，才能完成民主革命的道理。同时，也更加坚定了省委对革命胜利的信心。

第三，整顿了组织。通过学习、批评和自我批评，找问题、找差距，锤炼了每一名党员党性。最后，按照中央指示精神，选出了新的省委班子。

第四，明确了形势和任务。尽管对于形势的判断和时下的任务有中央左倾思想的严重影响，但是，这正是党领导革命从不成熟到走向成熟的一个过渡、一个飞跃、和一次经验的探索。普天之下，没有那个人天生就绝对正确，所谓的正确，都是用矫正过的错误一步步探索出来的。用现在的眼光看，我们必须尊重和认可他们所有的探索和失误、所有的牺牲和付出。正是他们这种忧国忧民之心、胸怀理想之志、放弃舒适安逸、不计个人恩怨的优良品行，才使得曾经弱小的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不断走向胜利，一步步走向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

会议经过详细讨论分工后，大家随即都投入到了紧张的工作中去了。

汪铭，被指派为省委交通员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山西省委的工作。

王鸿钧，作为出席中共六大的山西代表，与汪铭一同赴晋南巡视工作后，前往上海，参加党的六大会议。

周玉麟作为省委特派员赴晋南各地传达“霍州会议”的精神。他骑一辆自行车先到临汾刘村，与共产党员秦金翰取得联系。又从秦处得知，原在榆次晋华纺织厂工作的共产党员马希援，目前在新绛县大益成纱厂工作，随即去大益成纱厂找马。其时的马已经叛变革命，并且改名马立功，可惜这些情况周玉麟并不知晓。当马知道周是党组织派来与其联络工作的时候，马一边假惺惺的接待周，一边趁出去备饭的机会，给国民党新绛县党部的负责人告了密，周玉麟当即被捕。敌人在周的身上搜出了南同蒲各县中共党组织人员的名单和联络地点。随即，晋南中共党的组织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

会后，王世益、何英才、戎子桐、关广荃、王志诚五人一起回到太原。其中，王世益和王志诚住在一起，杨高梧和关广荃住在一起，就在大家正在进行正常的手续交接、都准备信心满满的开展工作之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何英才和关广荃住在北门街东二道巷小横街某院，他们大意的把一份“八七会议的紧急文件”藏在褥子底下。谁料想，第二天警察来查户口，骤然发现了“八七会议”的文件。遂将何英才、关广荃逮捕，关在第四警察分署。王世益和王志诚知晓何英才和关广荃被捕后，立即把住址搬到了太原市棉花巷42号，马上通知可能暴露身份的同志，该转移的转移，该隐蔽的隐蔽。然而，万万没想到的是，他们的工作还是被敌人盯上了，3月13日清早，国民党清党部纠察队的人员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旋即被捕。

2月27日夜，在祁县县委委员岳中泽家中刚开完县委扩大会议的邓国栋，由于反动分子告密，与参加会议的岳等4人未来的及撤离，遭到当局逮捕。

赵秉彝会后被组织派去平（遥）介（休）特委开展党的工作。其到洪善地区后，积极按省委的指示广泛发动群众，认真准备武装暴动前的一切工作，秘密打造了一批刀、枪等兵器。正在运动进行的如火如荼之时，由于叛徒告密，3月，赵被捕入狱。（未完待续，《山西老区开发》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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