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爷的故事_红色山西网

姥爷的故事
于江明

我记得小时候每到冬天农闲时，姥爷便会来我们家住一段时间。虽然那时姥爷已是六、七十岁的人了，和我们玩起来却像个顽皮的孩子。有一次玩捉迷藏，规定只能在客厅里藏身。可我蒙着双眼，把客厅摸了个遍也没找到姥爷。我忍不住扯下蒙眼的手绢儿，只见姥爷正慌张地从三抽桌底下往外爬，当他抬眼看到我惊讶的眼神儿时张开没牙的嘴“哧哧哧”的笑起来，满脸的皱纹像花儿似的绽放开来。
姥爷的个头适中、面容清癯，像个文弱的书生。我从未想到，在这样一位诙谐可爱的老人身上，竟发生过那么多传奇般的故事。
满腹诗书，辞教归田
姥爷李文渊1894年2月出生于山西省平遥县香乐乡安固村一个书香人家，幼时家境殷实。其父是满清举人，曾供职山西平定县衙，还略通中医，后来告老还乡，办私塾、开药店，教书育人，行医积善。受家庭熏陶，姥爷很小就读书识字，后就读于当时赫赫有名的由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创办的汾阳铭义中学。这所被人们称为 “洋学堂” 的教会学校，成为培养热血青年的“摇篮之地”。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学校就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沿阵地，1925年在这里创立了吕梁地区第一个中共小组，发起抗议“五卅”惨案、李大钊被害等一系列革命活动。1930年，冯玉祥将军在中原大战失败后，退居汾阳，曾到铭义中学讲话，支持爱国学生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受这些革命者和爱国人士的影响，姥爷在学校时思想进步、品学兼优，毕业后便去汾阳县中学当教员，立志教育救国。但生不逢时，时局动荡，加之生活艰难，姥爷便辞教回村务农了。
虽然姥爷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会写一手漂亮的毛笔行楷，但对于种地却一窍不通，更不用说驾驶马车了。回村后，第一次赶马车就把一户人家的住房撞塌，所幸当时屋里没人。事后姥姥常唠叨：“嘿，得亏你没撞着人……”可就这，姥爷也舍不得鞭打牲畜，还见不得别人抽打牲畜。看到牲畜被打得厉害了，他就上前去阻止，口里还不停地斥责“它也是条命，你就是欺负它不会说话。”后来，不知他用了什么办法，很快就学会了赶马车、种田地，还成了种地能手。大舅、二舅和三舅弟兄仨从小就跟着姥爷学种地、干农活，个个也都成了种庄稼的好把式。提起李家父子，村民们都赞不绝口，称他们是“父子兵”。
姥爷的一手好字也派上了用场。无论逢年过节，还是操办红白喜事，乡亲们都请他给写字题词，还有求他代笔写信的等等，姥爷从来都是来者不拒，且分文不收。
姥爷非常喜欢看书，手不离卷，上至天文地理，下至鸡毛蒜皮，古今中外无所不及。闲时就给村里人讲故事，特别是到了夏季，每天晚上人们都聚拢到村口的大树下，边乘凉边听姥爷叨匣匣。姥爷也似乎乐在其中，以此为己任。
支持抗战，坚贞不屈
姥爷和姥姥育有五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家处晋中平原，十九世纪上半叶，这里是国民党、共产党和日本侵略者三方势力争夺的“拉锯区”。1938年日本侵略军占领平遥县城后，不时到附近村庄搜刮粮草、烧杀抢掠，八路军游击队和国民党部队则神出鬼没，四处设伏打击侵略者。
大舅李登如是姥爷的长子，自幼聪明好学，姥爷对他寄予厚望，从小就供他读书。大舅年少时考入汾阳市河汾中学（现汾阳中学），求学期间即接受进步思想，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积极参加党在河汾中学开展的抗日救亡等各项进步活动。毕业后回村任教，经以教师身份作掩护的中共县委副书记侯达介绍，于1941年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同年2月，大舅调任中共平介县第五区区委助理，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工作者。
大舅参加革命后，姥爷家成了中共平介县委的“堡垒户”和联络点。最初，姥爷虽不清楚儿子到底在干啥，但看到他周边都聚集着一群正正经经的人，非常支持。每当有入路军侦察员或共产党干部来家里，姥爷便把他们安排到后院住，经常为他们站岗放哨、传递情报和接送干部，有时还打发年幼的四舅到门外放哨。姥姥则忙着为他们烧水做饭。后来，为了确保党组织的安全，姥爷在老屋的地下暗暗修建了一个地窖，以躲避日本鬼子的围捕搜查。平介县委的干部们也多次利用这个地窖，躲过了敌人的搜捕。

当时，日本鬼子在各村实行“连坐制”，德高望众的姥爷被村民推举为村长。他明里维持村里的秩序，暗地里则给八路军游击队通风报信、带领村民及全家人积极进行抗日活动。1941年夏季的一天，村里像往常一样平静和谐。因为天热，地里也没什么庄稼活，人们大多在家里休息。姥爷像往常一样走进村公所，猛然发现里面已站满苛枪实弹的日本鬼子。小鬼子哇啦哇啦地说村里有个叫郭和的地下共产党员，逼迫姥爷带他们去抓捕他。为了保护这名地下党员，姥爷就领着这些鬼子在村里绕远道、兜圈子，故意拖延时间。结果到了郭家，郭和早已闻讯跑掉。鬼子扑了个空，恼羞成怒，以姥爷“通共”为名把姥爷抓捕到汾阳日本宪兵队。
姥爷被押进宪兵队刑讯室，里面摆满各种刑具、满屋都是血腥的气味，瘦骨嶙峋的姥爷暗想：“嘿，今天这把老骨头恐怕得撂这儿了……”。不成想，鬼子把他铐在一边，押进一位八路军侦察员，逼问八路军总部在哪儿。看着侦察员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却始终不吭一声，姥爷心中暗暗佩服。鬼子本想“杀鸡给猴看”，恐吓姥爷就范，没成想反而激起姥爷对鬼子的愤恨和勇气，反正横竖是死，他一口咬定不知道谁是地下党。接下来，鞭抽、灌辣椒水、老虎凳……姥爷受尽日本鬼子的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后来，日本鬼子把奄奄一息的姥爷丢进大牢里。就这样，姥爷在日本宪兵队整整坐了8个月的牢。
每天，日本鬼子都从牢里把被折磨致死的八路军和抗日爱国志士的尸体拖出去，扔到人称“死人堆”的汾阳县郊乱坟堆里。在这8个月里，无论刮风下雨还是下雪，小脚的姥姥几乎每天都背着还在襁包中的小姨，步行二、三十里路，到“死人堆”去翻找姥爷的尸体。姥姥坚信，只要找不到尸体，姥爷就还活着。后经我地下党多方营救，姥爷终于死里逃生闯过了鬼门关，回到家中。
出狱后，姥爷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定，先后将二舅和大女儿（我母亲）送入革命队伍，打击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
革命家庭，满门忠烈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挑起内战，晋中地区又成为国共两党两军对垒，你争我夺的必争之地。姥爷秘密组织村民为解放军筹粮纳鞋，组织担架队，积极支援解放军打击国民党反动派。因家中多人参加革命，成为远近闻名的“革命家庭”。
勾子军（山西百姓对阎锡山军队的蔑称）来后，姥爷一家受尽欺辱。因村里几个阎匪军狗腿子告密，他们把姥爷一家从村后街的家中赶到村街中心一家房屋去住，以便于监视。他们还在屋门口摆了几口棺材，威胁姥爷：“‘通共’只有死路一条”。
一天，勾子军又来骚扰安固村。一进村就向姥爷逼要粮食补给。姥爷没好气儿地说：“今年欠收，老百姓都吃不饱，哪还有粮食啊？！”勾子军大骂姥爷把粮食给了共党，把姥爷抓了起来，挨打受骂不说，还不给饭吃，生生饿了姥爷好几天，眼看人不行了才放出来。这是姥爷第二次坐牢。
1947年，阎匪军效仿日本鬼子的战术，对解放区进行大规模扫荡，残酷镇压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人民取得的抗日成果化为无有。为了保存实力，上级指示平介县区干部，除留下少数坚持战斗外，其余大多数都撤退到吕梁根据地。大舅不畏艰险，自告奋勇留下来坚持反扫荡斗争。同年农历4月11日，大舅带领几名游击队员在汾阳演武镇上达参加秘密活动，与阎匪军大部队遭遇，不幸被俘。国民党反动派把大舅一行人解押到汾阳县城，因大舅拒不投降当天就被敌人惨酷杀害，牺牲时年仅24岁，距晋中解放不到一年。
全国解放后，大舅被中央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他的名字被永远镌刻在汾阳县烈士陵园纪念碑上，革命事迹也永载平遥县志之中。
1948年10月解放太原的战役打响后，已是50多岁的姥爷不仅积极组织带领村民开展支援前线的工作，还亲自赶着马车，冒着敌人的炮火，为前线的解放军运送弹药和军需物品，接送伤员。整整半年都在前线奔波，直到1949年4月太原解放后才回到家乡。
二舅李志成于1944年参加县大队抗日武装，后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一兵团第二军步兵五师（前身是359旅）。1950年跟随部队挺进新疆，参加了解放全疆的战斗。之后，作为解放军工作队的一员，参加了新疆地区阿图什、阿合奇和阿克陶等三个县的建立人民政权、土地改革等运动，历任县委委员、副县长、县委副书记、书记和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州委副书记等职。在担任县领导期间，二舅每天早晨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提上粪筐绕县城一周拾粪便，年复一年，风雨无阻，留下了“粪筐书记”的美名。
姥爷的一生经历了清朝末年、民国初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战乱年代和新中国的诞生，认准了只有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能够救中国。他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但他的一生都在为党和革命事业操心操劳，并为此献出自己的儿女。
解放后，姥爷并没有入城跟着儿女享清福，一直留在农村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直至80岁病魔缠身，他老人家还坚持每天读书看报，关心国家大事。1978年4月，姥爷因病去世，时年83岁。出殡那天，全村男女老少都来为他老人家送葬，邻村不少村民也都闻讯赶来，要为这位远近闻名的“革命老人”送终。为了不浪费土地，遵照姥爷遗嘱，棺木被埋入田里，未留坟头。只有一棵新栽的小松树似在提醒后人：这里有位可敬可爱的老人长眠于这片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

作者于江明〈女〉
原总参三部退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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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 yujiangming322@aliyun.com
2021年1月26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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