忻口战役遗址

       忻口坐落于忻口山之断阙处，素为忻州的北门户。汉高祖刘邦平城解围后，率军返回到这里，十分高兴，所以将这一地取名为忻口，从此筑城设险，成为重要军事防守地。北齐、北周以及五代时期，都是中原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争夺的关口。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忻口战役就发生在这里。

忻口战役是中国军队抵抗日本侵略军进犯的一次最激烈的战役。

1937年10月初，日本华北方面军坂垣师团约三万余人，由北至南直取太原。在“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思想指导下，国共两党建立了统一战线。为抵抗沿北同蒲南下的日军，国共两党浴血奋战，23天内共歼灭敌人两万余人，取得了抗击日军的一次巨大胜利。这次战役狠狠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使日军企图“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梦想化为泡影，大大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日士气。忻口战役是国共两党游击战、阵地战配合作战最为成功的一次战役。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大举侵略华北，其主力一部五万余人，兵分两路，自大同、平型关会师雁门关，直向忻口扑来。为了保卫太原，国共两党、两军密切合作，从各地调集十万余众，及时组织忻口会战，抗击侵华日军。

1937年10月初，坂垣征四郎指挥日军第五师团主力和关东军第一、+四师团等共5万余人，自晋北代县分路南下，进攻平原、忻日，准备直趋太原。中国国民政府以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为前敌总指挥，统率第15、17、33军为右翼兵团，以郝梦龄为指挥的第9、19、35、61军为中央兵团。以李默庵为指挥的第14军和第66、71、85、15师为左翼兵团，在忻口以北的龙王堂、南怀花、太白水、南峪一线布防。

1937年10月13日，日军主力在战车、飞机配合下，采取中央突破战法，猛攻忻口西北侧阵地。中国军队在南怀花、红沟等地顽强抵抗，白刃肉搏，阵地多次失而复得。

       1937年10月16日，中国第9军军长郝梦龄、54师帅长刘家麒在红沟西北高地督战时殉国。

1937年10月22日，日军华北方面军急调萱岛支队增援，1937年10月24日使用毒瓦斯、燃烧弹再次发动进攻。26日，娘子关失守，日军占领寿阳，沿正（定）太（原）路西进，威胁太原。

1937年11月2日，卫立煌下令部队转移阵地，固守太原，忻口遂失。是役国共两军密切配合，阻敌23天，据国民政府战报宣布，消耗日军二万余人，中国军队也有很大伤亡。忻口战役遗址主要有：忻口战役纪念碑、战备窑洞、郝将军指挥所及日军所造的罪证碑等。

战备窑洞在忻口村北的后沟至红崖湾，1935年至抗战爆发前，用款11万余元，共筑成窑洞47孔。每孔窑洞宽约3米，高约4米，深约20余米。石头水泥结构。 洞门若城门状，门洞之上有石垛，垛下有“第X号”字样的横匾。忻口战役进行期间，中国军队充分利用这些窑洞，指挥作战、储放军火、安置伤员、隐藏战马，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其中第9号窑洞为国民党将领陈长捷的指挥所，第6、第7号窑洞还分别书有“办公室”、“民国二十六年夏日第二十五团二营”等字样，当是团、营驻地。与其它窑洞相比，“办公号”的进深要浅得多，轻易就可以看到顶端石壁。而普通的窑洞则深不可测。有些相邻的窑洞实际上是两两相通的，那些相通的窑洞会在拱门上并列两洞编号。最北端两个窑洞就同时都刻有“第一号第二号”。总指挥兼第九军军长郝梦龄将军曾在这里指挥作战。10月15日夜，郝将军偕同第54师师长刘家骐从这里出发，奔赴前线指挥作战，同在疆场壮烈殉国。

204高地四周山岭起伏，沟壑纵横，群岭把忻定盆地入口处的10公里正面，分割为两个管孔通道，南怀化和忻口作为左右通道上的两个小村， 恰如两只鸟瞰忻口的眼睛，战略咽喉位置不言而喻。当年这里是忻口战役战斗最激烈的地方，敌我双方在204高地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一昼夜易手13次，守军第四团在经过反复冲杀后一度只剩下百余人。40里孤山空余杂草漫山遍野，一下雨，地上就会裸出子弹头来，204高地下，杂草掩着一条小路，少有人踪。当年日军曾架起四挺轻机枪封锁此路。总指挥兼第九军军长郝梦龄将军于此处受伤，后壮烈牺牲

忻口战役遗址标志碑。碑体面向公路而立，位于战备窑洞前，静静的紧贴在山根底下。是1986年立的碑，已经非常残破。1986年忻州市人民政府立，石碑上款书；“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向阳的一侧是以忻州市委、市政府名义撰刻的纪念碑文《忻口抗战记》背面是部分阵亡将士名单。

忻口战役纪念墙位于忻口村外的一条沟里，108国道边土山上。一座十米多高的白色高墙矗立，汉白玉的四方墙座，墙的正面是“忻口战役纪念墙”题词；下面是一组夜袭阳明堡机场、忻口炮战浮雕；右侧面是阵亡的部分官兵姓名，有共产党军队的，也有国民党军队的。这样的记录在国内少有。再转过一侧，是忻州市委、市政府撰写的纪念碑文。上面写明了参战军队，战争的惨烈，“尤以204高地战斗最为惨烈，一昼夜间敌我互易阵地达13次之多，迫敌三易其前线(联队)指挥官。”碑文还记录了毛泽东对是役的高度评价。

罪证碑是指日军侵占忻口后，分别于忻口村和下王庄村的公路旁，为炫耀其“战迹”所立的两通石碑。立在忻口村东公路旁的石碑上书“忻口镇战迹”；下王庄公路旁的石碑上书“忻口镇战迹”（正面）“昭和十三年一月北川部队建之”（背面）两通石碑，是日本侵略者侵略中国的铁证。

全国政协委员、中央编译局原局长韦建桦以学者的思维提出了自己的观察:“忻口战役是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后，游击战、阵地战配合作战最为成功的一次战役。不管谁所有，都应该把这个遗址保护好、建设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据忻州市提供的材料中记载，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大元帅中有八位都曾经战斗在忻口战役的第一线。八路军第115师和第120师各部在敌人侧翼和后方频频出击，使日军侧背受到严重威胁，第129师先后进行七亘村、广阳、黄崖底等战斗，取得胜利。

这场震惊中外的著名战役遗址产权在1965年被无偿划拨给太原储运公司，后几经变迁，现属于一家央企公司，而地方政府与央企在级别上和财力上不对等，遗址归属谈判一直没有进展。所以，遗址的保护和修缮工作也一直没能启动。

全国政协委员、广州军区原副政治委员兼海军南海舰队政委黄嘉祥一开口就直指问题的核心，认为“经济应该为遗址保护让路，至少不能成为遗址无法修缮的原因。应该尽快将忻口战役遗址利用起来，建设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长期闲置下去，最后损失的将是全社会的精神财富。”

2014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徐向前元帅之子徐小岩中将提出了《关于保护修缮忻口战役遗址的提案》；2015年的山西省两会上，李喜元等66名省政协委员联名提出了《关于忻口战役遗址权属划归当地政府并尽快建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建议》；省人大代表赵志伟等6人联名提出了《关于解决忻口战役遗址产权归属问题的建议案》；山西省人大代表、山西省民革主委张友君等有识之士均发出了“归还产权、修缮保护，建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呼声。